帝國的麻煩在於集權，集權的麻煩在於皇帝。
我們知道，帝國就其發展趨勢而言，並不是一般的集權，也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權，而是集天下之權於一人。這個人，就是皇帝。從漢的削藩，到明的罷相，帝國不斷集權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加強皇權的過程。所以漢武帝要另立內朝，宋太祖要收回兵權，清雍正要再設軍機，也就是不允許有任何威脅到皇權的可能。這就常常使人誤以為帝國實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和民間都有很大市場。
但這並不是事實。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人數不少，卻未必都在當家作主。比如東漢皇帝十三個，成年踐？？？的只有兩個，即光武帝劉秀和明帝劉庄。剩下十一個弱冠登極的，獻帝劉協明擺著是傀儡，可以不算，只有十個。這十個當中，沒有活到十歲的又有四個。其餘六個，真正有所作為的，只有章帝劉？？？，其他不是享國日短，就是形同虛設。然而章帝之後，獻帝之前，東漢還有一百零一年壽命。如果大權獨攬的必須是皇帝，請問這一百多年如何維持？又比如，明代萬曆皇帝朱翊鈞，也是孩提時代繼位的。成年以後，又多年不理朝政。如果帝國的制度就是皇帝的"一人政治"，請問這四十多年怎樣度過？
其實，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們幾乎從來就沒有贊成過人治。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確實有"重人輕法"的思想。因為再好的法，也要人來執行。人不行，法再好，也不頂用，這就叫"有治人無治法"（只有能治理國家的人，沒有能治理國家的法）。但，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結束，這就叫"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簡稱"人亡政息"。國家要長治久安，當然不能寄希望於此。何況，人有善惡賢愚，並不都是"治人"。即便是智者賢人，也百密難免一疏，千慮難免一失。如果將國家的生死存亡繫於一人之身，豈不危險？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規。它往往發生在動亂時期和帝國前期。因為那時國家綱紀敗弛，百廢待興，非得有超強人物來力挽狂瀾不可。但，正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人治可以開國，卻不能治國。單靠個人的魅力和威望來治理國家，是靠不住的。實際上，"任人任法，皆言治也"（王夫之《 讀通鑒論》 卷三），帝國不可能單純地只講"人治"。
人治是部落時代的產物。在部落時代，一個人成為領袖，成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個人魅力和能力。正因為他能力高強，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願服從他的領導，這就是柳宗元《 封建論》 中所謂"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這時，領袖們得到的，是那種發自內心的尊敬。社會服從的，也是他們的個人意志和個人決策。這就是"人治"。
邦國是由部落國家和部落國家聯盟過渡而來的半成熟國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遺風。尤其是在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禮壞樂崩，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普天之下，沒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法度。要把族群凝聚起來，存亡繼絕，衛國保家，確實需要領袖人物個人的能力和魅力。因此，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讀中國史，前面的故事總是比後面的好看，道理就在這裡。實際上，在一個"小國寡民"的社會裡，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還好得多。
帝國時代卻不能再靠人治，因為帝國是完全的、成熟的國家形式。國家與氏族有三點不同。第一，氏族按照血緣來劃分族民，國家按照地區來劃分國民。第二，氏族靠個人魅力和威望來管理社會，國家則靠公共權力。第三，氏族處理事務、平息糾紛的依據是風俗習慣，國家的依據則是法律。這是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一書中告訴我們的。由於憑藉的是公共權力和法律，因此，帝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蕞爾小吏，也可能擁有比氏族社會全部機關加起來還大的權威。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說："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這就是氏族與國家的區別。
秦漢及其以後的歷代帝國基本上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尤其是第一條。所謂"以郡縣代封國"，其實就是"以地區代血緣"。人民不再是按照血緣關係來區別和劃分的"部落族民"和"邦國子民"，而是統屬於帝國並按照地區（郡縣）來管理的"編戶齊民"。這樣一來，秦漢以後的中國，就該是法治的社會了。因為個人的威望消失之後，管理者、領導者或統治者所能依仗的，便只有權力；所能依據的，則只有法律。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說："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據此，帝國實行的應該是法治。
然而，也只是"應該"而已。
表面上看，中國早就有"法"，帝國也從來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條），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網（皂吏）、有法場（刑場），有法堂（衙門），還有主張"依法治國"的學派（法家），儼然也是"法治之國"。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國古代的法律，與其說是"法"（約法），不如說是"律"（刑律）。它的主要任務，是規定官民人等但有作姦犯科當如何處置，另外也對民事糾紛提出一些處理方案。至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是不講的。再說那時也沒有"公民"這個概念，只有"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不臣（包括犯上作亂，也包括偷雞摸狗），就要治罪。要治罪，就要有個尺寸。於是有"法"。顯然，依照這樣一些刑律來治國，也與其說是"法治"，不如說是"律治"。
這就與真正意義上的法和法治相去甚遠。真正意義上的法，是"全民約法"，即有著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體公民（或其自由自願選出的代表）通過充分討論、民主協商和相互妥協，制定的一種必須共同遵守的"社會契約"。這樣的東西，在中國傳統社會是從來沒有的。邦國時代也好，帝國時代也好，都沒有公民，也沒有什麼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與人之間，是人身依附關係。子依附於父，妻依附於夫，下級依附於上級，所有的人都依附於皇帝。皇帝"口銜天憲"，他的話就是法律，哪來的什麼"全民約法"？就連劉邦的"約法三章"，也不過是一方定下來由另一方執行的條款，不是雙方民主協商的結果，與其說是"約法"，不如說是"規定"。這樣的法，當然也只能叫做"非法之法"。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顯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有一條原則，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在帝國時代能做到嗎？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這叫什麼"平等"？老百姓到衙門裡打官司，要跪在地上聽侯發落，稍有辯駁就要"掌嘴"，又叫什麼"平等"？沒錯，中國古代是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且不說這做不做得到，也不說同時還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證明那時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要與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說，殺人償命，借債還錢，皇帝殺人，怎麼從不償命？事實上，皇帝根本就不會犯法，因為他自己就是法律。皇帝殺人也不算犯法，因為那是代表國家。"聯即國家", "聯即法律"，那還要法律幹什麼？所以中國古代許多法律法典，都不過一紙具文，頂多也就是用來對付老百姓，打發書獃子。這樣的制度如果也能叫"法治"，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實際上中國法家的開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語道破天機。《 管子·任法》 說："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頭一句倒很像話，好像是主張法治，而且把"法"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接下來就露了馬腳。原來這個至高無上的"法"，其實不過是讓君王們用著方便順手的（聖君之實用也）。於是，人與法，就有三種關係。有立法的，管仲稱之為"生法"；有執法的，管仲稱之為"守法"；還有受制於法的，管仲稱之為"法於法"。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執法的是官員（守法者臣也），受制於法的是民眾（法於法者民也）。如果無論什麼人（君臣上下貴賤），都能有法律意識，遵從法律，依法辦事（皆從法），那就是治世。
那麼，這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豈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否！所謂"皆從法"，是說君主有權力立法，官員有義務守法，也有權力執法，民眾則有義務老老實實地受制於法。顯然，在管仲等人的"法"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君王只有權利沒有義務，民眾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官員則介乎二者之間，對民眾有一點"權"，對君王則只有"義"。當然，要說君王一點義務都沒有，也不客觀。君王也是有義務的，那就是能夠按照自己立的"法"來治國，不要說話不算話，自己定的規矩也不照辦，更不要一點規矩都不講，如此而已。可見雖雲"皆從法"，但怎麼"從"，並不一樣；"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