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享國極久、好大喜功又確有建樹的君主，漢武帝劉徹在歷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所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正是他，對內奠定了中央集權的基礎，對外"鷹擊為治"，平南越，征朝鮮，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漢聲威遠播海外，王朝國勢達於頂峰，也使他自己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個歷史坐標。
平心而論，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過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礎，完成前人未竟之事業。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漢武帝的大顯身手，大有作為，全憑從惠帝、高後到文帝、景帝數十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和國家財富。甚至就連軟硬兼施的治國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來的，只不過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而已。
那麼，漢武帝就沒有"創造"嗎？有。比如"獨尊儒術"就是。
據《 漢書·董仲舒傳》 ，這事原本起因於董仲舒的一次對策――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所謂"罷黔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樣一個重大的決策，絕不是董仲舒一時興起的隨口建議，也絕非漢武帝一時衝動的胡亂拍板，而是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與民間思想之間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們知道，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長達兩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雙方長期探索和深思熟慮的結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著一種學說和一個階層。這種學說就是儒學，這個階層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國時代最低一級的貴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他們都是"領主"。士卻沒有領地，頂多有一塊沒有主權和治權的田地（士食田）。沒有領地，所以沒什麼家產。因為是貴族，所以不事生產。沒有家產又不事生產，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極強。他們是"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事實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無非修齊治平。修，就是修身；齊，就是齊家；治，就是治國；平，就是平夭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後面三件事則分別是大夫、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來幫忙。也就是說，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強道德修養，學成文藝武藝，這就是修身；然後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輔助諸侯治理邦國，這就是治國；協助天子安定四海，這就是平天下。總之，士一定要有所作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於是，文士便依附於諸侯大夫，替他們出謀劃策（也兼做文秘）; 武士便依附於霸主裊雄，替他們出生人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於士沒有不動產，所以流動性很大；又由於他們有一技之長，所以頗受歡迎。因此，士們便朝秦暮楚，出將人相，遊走於各國之間，號稱"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王充《 論衡·效力》 ），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十分活躍的力量。
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士雖然沒有領地，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卻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領。而且，正因為他們沒有領地，也就沒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諸侯、大夫自由，當然可以今天依附這個，明天幫助那個。但是，邦國制度解體，天下歸於一統以後，這個活躍的力量就成了帝國的不安定因素。這時，做文秘的文士已成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為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為集權制度所不容，於是有漢武帝的剿滅武俠，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惜，俠也好儒也罷，都剿不勝剿。他們就像那"離離原上草"，當真"一歲一枯榮"。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跳出來破壞搗亂，包括俠的無法無天和儒的胡說八道。
何況武俠可以剿滅，儒生卻不能殺光。因為武俠的任務可以由軍隊來承擔，儒生的工作卻無法由吏員來完成，除非那吏員原本是儒生（文官）。我們知道，帝國作為權力社會，它在本質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權力這種非典型暴力來維持統治）。既然本質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國的主要依靠對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還得"用"。問題在於，從邦國時代過來的儒生還保留著自由散漫和仗義執言的個性。因此，如何讓這些搞慣了"自由化"的儒生為其所用，是帝國必須考慮的問題。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尋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過於為帝國效勞。這一點他們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為"毛"，總歸要依附在一張"皮"上。附在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沒什麼兩樣，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體面，再說除了皇帝也沒別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飽讀詩書，原本就是要為政治服務，即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不為帝國效勞，豈不是浪費？第三，儒生的抱負，如前所說，從來就是"修齊治平"。現在，身已修好，家無可齊，如不"賓士天下"，如何施展抱負？而如不投靠帝國，又如何經世濟民？再說，如果這樣一些知書達理、通曉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國家，卻讓昏官武夫胡作非為，則奈天下蒼生何？於心不忍啊！
有了諸如此類的"正當理由"，儒生便認為應該儘可能主動地投懷送抱。因此，漢高祖天下初定，叔孫通就趕去效力；漢武帝金殿問策，董仲舒就對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編，另一方也正要賣身投靠，雙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說在此之前就沒有人起過這種念頭，帝國也應該早就看出了士們既獨立又依附的雙重性，這是他們能夠達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與漢武帝一拍即合，卻因於一個更重要的共識，那就是：統一的帝國應該有統一的思想。據《 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對漢武帝說：孔子作《 春秋》 ，講的就是天下一統。這是宇宙間的永恆規律（天地之常經），人世間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誼）。可是現在，學說不統一（師異道），議論不統一（人異論），各人有各人的主義（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線（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統天下（上無以持一統）, 國家無法制定政策（法制數變），人民無所適從（下不知所守），怎麼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統"？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沒有統一的思想，哪有統一的帝國？
這是秦始皇也曾考慮過的問題，只不過他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種政治謀略學，用來武裝帝王可以，用來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適。法家思想培養的吏員，也只能處理一些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教化民眾則力不從心。像商鞅那樣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錯特錯，思想問題豈是暴力可以解決的？漢初提倡的黃老之學也不行。那種思想倒是溫柔，卻只能造就清靜無為和一盤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統，更不能幫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業和帝業。但是現在好了，董仲舒幫帝國解決了這個難題。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種蘊含著社會理想的政治倫理哲學。按照儒家的學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既有秩序又很和諧，既有等級又有詩意。這其實也是帝國的理想――天下一統，井然有序，安定祥和。當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愛禮讓"的詩意，帝國則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把儒學當作旗幟和招牌。何況先秦原始儒學經董仲舒的改造後，已經摻入了陰陽五行之類的玩意，構成了一個"天人合一"的體系。按照這個體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當然地佔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這當然很對帝國的胃口。
儒學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簡單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門的時候要告訴父母一聲，回來後也要打個招呼），就不是什麼難做的事情。這就有利於統治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於帝國思想的深人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還便於操作，豈有不欽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之理？干是從漢到清，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就幾乎成了儒家的一統天下；而那個原本脫穎於百家爭鳴的儒學，則由一家之言的民間思想，變成了至高無上的官方哲學。統治者可以用來治國，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更多的是用來謀殺各種思想。
董仲舒不愧為"帝制思想家"，他確實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找到了一個良策。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儘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這不能不"歸功"於儒家思想對人們尤其是對知識階層的影響。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讀書人）也很少參加造反，頂多也就是幾個"落第舉子"混跡其間。另一個可以用來作為佐證的事實是，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間宗教信仰，從漢代的赤眉、黃巾、五斗米教，到後來的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這也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儒生向帝國奉獻自己的知識和忠誠，帝國向儒生開放自己的官位和傣祿；儒生從帝國那裡謀取了生存的空間，帝國把儒生從潛在的反對派變成了國家的支柱；懦生利用自己的知識給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