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缺乏足夠的證據，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國制度萌芽於夏，初始於商，成熟於周。事實上後人所謂"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時期的那個制度。夏商制度，連孔子都說不甚瞭然，只能以周製為准（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真正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其實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國制度和後來帝國制度的利弊得失，也都是要歸於周人的。
與希臘人一樣，周人原本也是蠻族。而且，也和希臘人一樣，當他們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時候，就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這是一個主要依靠農業生產，經過數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興起的民族。他們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堅忍不拔，篳路藍縷，開創出自己的輝煌事業和獨特文明。這個民族的領導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們懂得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來提高生產力，懂得如何用懷柔政策來爭取周邊部落和部落國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後發制人地對付強敵，懂得在力量還不足夠強大的時候韜光養晦，終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了"天下"即"國家聯盟"的領導權。
現在看來，周人對殷人的勝利，是一種文化戰勝了另一種文化，即農耕文化戰勝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約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學術界的一種猜測性意見，正因為他們重商，後世才用其國號——商，來指稱"做生意"這一行業，並把生意人（賈人）稱作"商人"（殷人），或用於區別兩種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賈）。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們對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幾乎到了無日無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業也很發達。他們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還壟斷了青銅的冶煉技術。也許，正是靠著技術的壟斷、鬼神的恐嚇和金錢的收買，再加上刑罰的高壓，殷人建立起並維持著他們的霸權。
周人則反其道而行之。《禮記·表記》說，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個民族三種文化，一個比一個先進。所謂"尊禮"，其實就是重人事，重倫理，重情感，以禮儀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嚇，以血緣為紐帶，以爵列為賞罰。這無疑是比裝神弄鬼、殺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歡迎。於是，靠著對內實行開明專制，對外實行懷柔政策，周終於取殷商而代之，並由此產生出一種理論——得人心者得天下。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並不是規律，甚至不過是彌天大謊——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請參看本書第六章），但對周人而言，卻是所言不誣。武王伐紂，並沒有用多少時間，便是證明。
然而難題也就接踵而來。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華大地上的戰爭，卻既不始於斯，也不終於斯。早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戰爭就開始了。九黎戰涿鹿，炎黃戰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寧?事實上，在邦國制度誕生之前，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周人最後能夠"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別能戰鬥的部落和部落國家。我們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所說，部落之間的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在他們看來，進行掠奪"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
戰爭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淺。靠著這種不勞而獲又立竿見影的辦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脹起來。與此相對應，部落的總數卻在減少:夏禹時上萬，商湯時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時候，只剩下八百，而且這八百個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規模的"部落國家"了。如何擺平這些形成不久，還帶著野蠻社會習氣和遺風，動不動就會動粗動武的"國家"，對於剛剛成為聯盟或聯邦領袖的周人，是一個考驗。
這時，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智慧。
他們的辦法是贖買，即用封土賜爵的形式來贖買這些部落國家，以及他們的武裝力量。這也是老辦法。比如周人的領袖季歷，就曾被商王封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國通史》說，所謂封建，自有部族戰爭以來，便已有了雛形，但亦只有雛形而已。這個說法，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實際上所謂"封建"，原本是野蠻社會武力集團政治妥協的產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對部落武力的贖買和對部落聯盟的確立。武力雖然是野蠻時代佔有資源和分配財富的重要手段，卻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贏的時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間戰爭規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戰敗者趕盡殺絕。但當戰爭變成"世界大戰"時，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於是封建制興焉。
所謂"封建"，其實就是處置戰敗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殺不絕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動。要動的是這些土地的疆域和這些土地上的首長。重新劃分疆域，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長，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長，或是先代的後裔（如陳），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參戰的盟軍（如楚），或是異姓的功臣（如齊）。先代的後裔得到了封賞，自然感恩戴德;參戰的盟軍得到了封賞，自然心滿意足;異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賞，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賞，愈發同心同德。當然，周王也不會忘記給自己留一塊地盤。這塊地盤，就成了他們最後的據點。
這當然是一種策略，卻是一個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個陰謀，卻是一個對社會對民族有利的陰謀。於是，為了保證勝利的局面能夠維持，為了保證邦國制度長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編造了"天命"的謊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說法，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上天之所賜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兒子，那麼，所有的土地便當然都是他的，這就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當然也就都是他的臣僕，這就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一來，周王就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據。
可惜這於理不通，於事不符。因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參戰的諸侯，原本是各國的領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領，有的是事實上的國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們參加倒殷的戰鬥，除不滿殷人的盤剝以外，也是想在勝利之後分一杯羹。現在，桃子還沒摘到，怎麼連自家的樹也都姓了姬呢?
這就只能拿殷的滅亡來恐嚇。武王和周公說，殷人為什麼"有天下"（其實是當了部落聯盟的領袖）?是因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愛，天命為君。後來，帝辛（紂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愛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雞飛，天命就要更改了。怎麼更改呢?很簡單，"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簡稱"革命"。上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周，因此這場革命，就叫"周革殷命"。這是歷史的必然，客觀的規律，是皇皇上天不可違抗的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鑒"即是證明!
武王和周公的這一套"革命理論"大約是說服了諸侯們的。何況他們發現，周人要的只是一個名義，實惠還是自己的。不但增加了土地和人民，而且在自己的封地還可以為所欲為。那些蠻族領袖就更是興高采烈。他們以前因為落後於華夏諸族，未免自慚形穢。現在既然受封，也就成為列侯，可以與中原各國平起平坐，禮尚往來了。這可真是咸與維新!於是紛紛欣然接受，並舉行了隆重的典禮。祭壇上放著整隻純色的犧牲（色純曰犧，體全曰牲），四周放著各種禮器。天子以青、白、紅、黑、黃五色之土築壇，象徵著東西南北中。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摻和代表中央的黃土，用白茅包裹，賜給諸侯。諸侯們受土以後，帶著近支（帥其宗氏），領著遠支（輯其分族），統率著庶眾（將其醜類），歡天喜地奔赴封國，定疆域，封子弟，收田租，忙得不亦樂乎。
封國幾乎是完全自治的。國君可以把自己的國土再分封下去，分給自己的族人和扈從，這就是大夫。大夫又可以再分給自己的族人和扈從，這就是士。這樣層層轉包，諸侯有國，大夫有邑，士有田。他們是"勞心者"。沒有土地的庶人、奴隸出力。他們是"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階級劃分的國家制度確立了。
諸侯與天子的關係則很鬆散，無非朝覲會同（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眾見曰同），也就是禮節性拜訪，並象徵性地繳納一些賦稅。至於各國內部事務，天子一般是不管的，頗有些"虛君共和"或者"虛君自治"的味道。作為"天下共主"的天子，開始可能還有些威望，後來就不過是供在廟堂上的菩薩，再就是被諸侯們拿來當作攻打別人的借口。比如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齊國攻打楚國的理由，就是楚人沒有及時貢奉用來縮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無法祭祀祖宗（爾貢包茅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