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歷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里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確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確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於人。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繽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致敬的。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外交無小事，內外有別，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財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對於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葛劍雄先生說：「由於歷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眾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諭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為此還特別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擬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遊覽等活動。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諭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
皇帝確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一百六十袋麵粉，十四箱麵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萵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由於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只能收下一部分，「將其餘的璧謝」。「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歷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僕人。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於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動員了這麼多的官員，這麼多的廝役，這麼多的船隻，來做招待工作。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廝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藉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彩牌樓和特別準備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將要更為驚訝。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並非沒有收穫。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穫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隻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在英國船隻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於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僕從，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對於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只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驁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皇帝一貫樂於展示他的大方。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丟。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於他國。」（《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標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眾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態度真誠友好。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幣值10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1600磅標準純銀。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折成今天的幣值，約1億元人民幣。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這些禮品價值要遠遠高於此數。
「王大人告訴我，為我們服務的人一般不少於1000，很多時候大大超過1000。我相信他沒有誇大其詞。」
巴羅算了一下賬，說他們這次出使，英國本身所花費的，不過8萬磅。「對大不列顛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