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污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污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污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佔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污，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污，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污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乾隆皇帝派兵進剿。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聰明反被聰明誤。讀到這個奏摺，乾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一愣。眾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麼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
在布置戰爭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產來源。一查之下，甘肅冒賑案迅速敗露。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贊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撣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只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污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摺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污。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有清一代，放賑過程有著嚴格而細緻的規定。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同時，還要將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布，讓百姓監督。然而王撣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並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於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部，由變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面對這樣明目張胆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畫，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乾隆皇帝也不禁嘆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撣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撣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于敏中其人早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於氏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兩個億。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產是從哪裡來的。直到甘肅冒賑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別，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撣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丟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撣望案，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