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於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徵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里，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穫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御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丑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里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儘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摺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摺，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准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念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彙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毀，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系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硃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覆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