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打開了一份奏摺，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於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銓。
尹嘉銓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他上這份摺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謚」。
尹嘉銓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眾，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謚號，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請皇帝從那首御制詩里挑兩個字，作為「謚號」。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這個尹嘉銓他早就領教過。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聖大賢」的那種人。既然以聖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財，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覲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討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討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後，他又來向皇帝討賞了。這回討的是「謚號」。「謚者，行之跡也。」賜謚，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內閣議定，皇帝親批。如果大臣後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謚，成何體統？尹嘉銓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請謚成功，那麼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於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因為傳統政治歷來的口號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硃筆，在摺子後面批道：
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裡行間。
皇帝把摺子拋到一邊，打開了下一道。字跡還是那麼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銓的。內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裡，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聖道」之意。在摺子結尾，他還說了這麼一句：「至於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皇帝拿起硃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尹嘉銓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摺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將尹嘉銓鎖拿入京。皇帝批發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別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這次抄尹嘉銓的家時，皇帝特別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諭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銓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搜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穫果然頗豐。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銓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板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銓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布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
尹嘉銓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係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於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係」。由於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於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係結黨的習慣。雍正皇帝曾御制《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制《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銓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將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因為只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標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爭。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說：「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辟其拌，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摺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跡於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寢。政治高壓稍一放鬆，它就會死灰復燃。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於皇帝心中。尹嘉銓自投羅網，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銓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並成為儒學的主流。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於極盛。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輟。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託於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眾，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討發展學術真諦，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標。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爭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薈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於智識階級為尤甚。聚眾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布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內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