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痴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岳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台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台，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台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衝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台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制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出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通過「文字獄」凈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歷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歷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奸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風化」。
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為了防止戲班子對某些正面歷史人物進行惡搞，影響他們在觀眾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規定，戲台上不許出現歷代帝王、孔孟聖賢及忠臣烈士。因為「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清世宗實錄》）《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為了防止出現動亂，清王朝規定，在迎神賽會、廟會之類的群眾聚集場所，不許演戲。為了貫徹孔聖人提倡的喪禮必須竭盡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規定，葬禮上不得演戲。為了防止八旗滿洲和職業軍人因為看戲而意志薄弱，又規定旗人和軍人不許看戲。為了防止男女混雜，出現道德敗壞事件，規定婦女不許看戲……種種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這種新興娛樂方式的影響力限制在最小範圍。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思路與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樣也能「凈化思想」。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只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傳忠君孝親的戲劇，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歷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戲的重點，從禁地點、禁規模、禁時間轉移到審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內容。通過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寓禁於演，化不利為有利，化有形為無形。
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面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禁書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數量眾多的劇本。在審查禁書的過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違礙」內容的戲本。有的涉及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有的劇本充斥「胡」「虜」字樣，存在醜化少數民族情節。有的劇本黃色下流，不利風化。有的劇本宣傳兇殺暴力，格調不高。「摟草打兔子」，結合禁書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員嚴格審查民間劇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審查各地報送到京的禁書時，發現了一出叫《喜逢春傳奇》的劇本，「有不法字句」。至於如何「不法」，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有斥罵「夷狄」之類的內容。皇帝非常重視，特別下旨說：「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一聲令下，這個劇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銷毀。這是乾隆禁毀戲曲之開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發布上諭，要求各省把禁書工作的階段性重點轉移到劇本上來：「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之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毀。現據各省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強調審查劇本的重要性，上諭要求非常細緻，「再查崑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齣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批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映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兇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李漁的《笠翁傳奇》，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有湯顯祖的《牡丹亭》。
清人余治《得一錄》中記載了一部《翼化堂條約》，是當時戲曲界的一部行約，其中一些條文解釋了為什麼要禁這些戲：
為什麼要禁《西廂記》等戲呢？這些劇，近人每以為不過是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並非黃色下流。但是裡面充滿了男女調情的情節，其眉來眼去之狀，足以讓未成年觀眾萌動不良想法，毒害他們的心靈，所以當禁：「《西廂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盪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並不聞為祝、蔡等庄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嘆也。」
那麼，為什麼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裡，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麼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只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面，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衝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藉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奸侫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動輒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