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里，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御制，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裡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裡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彙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裡能料到，這道奏摺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摺加上樣書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摺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麼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曆」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御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皇帝這次為什麼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歷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文件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贊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布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系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麼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