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里，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里，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著膽來告御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干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歷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採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於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吁」？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里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狀事件。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但與歷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廩（糧倉）庾（露天穀倉）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儐（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於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興國縣誌》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麼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於歷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儘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於糧食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徵表現得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