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蕩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制度創新。只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鐘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檐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皇帝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於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續晫趁機上奏摺，請皇帝注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慾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不料乾隆並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御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適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於節一身之勞，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繆已甚」。（《清高宗實錄》）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並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對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獃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鑒於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係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訥親。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乾隆曾經說：「訥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雖然殺了訥親，從任用訥親的經驗中，乾隆卻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標準。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乾脆利落。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麼關係，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繼訥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恆。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訥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除此之外，他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並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勛、梁詩正、于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眾。小舅子傅恆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后，而是因為他確有過人之處。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並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共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爭中，他功勛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將。歷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至於劉統勛、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咸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他那輕鬆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態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注，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僕指示時平易慈祥，贏得了眾口一致的愛戴。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個矮，眼小而亮，神態慈祥，長須銀白，整個形象沉著鎮靜，不怒而威。」對於和砷，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洒，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中國歷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懲貪態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