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戰爭的另一個意義是它的標誌性。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無缺的階段。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全面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雖然對官員嚴酷苛刻，但乾隆對平民百姓卻十分仁慈。這一點與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繼承自母親的善良。小時候宮中小動物死亡，他經常會淚流不止。雍正在遺詔中稱乾隆「秉性仁慈」，並非虛譽。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擔心乾隆是否過於仁柔，以至於不能勝任皇帝這個職務。
從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農」「憫農」思想牢牢地刻進了乾隆的腦海里。雖然生長於深宮之中，他卻對農民生計之艱辛有頗多了解。學生時代，他寫過許多首以「愛民」為主題的詩歌。嚴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閣的爐火邊，聽著窗外北風呼嘯，驀然想起城外茅屋裡的窮人會怎麼熬過這個寒夜：「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饑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
隨父親外出謁陵打獵時，他看到農民正在地里秋收，揮汗如雨，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這些詩歌中的拳拳之意，較以寫憫農詩著名的李紳等並不多讓。雖然在學生期間形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後來漫長的政治實踐中被大幅修正，但憫農重農思想，卻始終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還親筆臨摹了南宋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發給各地官員，讓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為對民生的關切，所以乾隆對水旱災荒特別關注。各地的天氣和收成時時牽繫著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為災情而流淚。
有一年，安徽太湖縣受災，災民在野外掘野菜時掘得一種「黑米」，數量甚大，摻在其他糧食中，可以用來充饑。乾隆得知後，命地方官把這種「黑米」呈上一些，自己親口嘗試後，不禁潸然淚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
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
……
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了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彙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飢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准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復，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准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捨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捨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占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乾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採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鑒，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飢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飢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彙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布，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徵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