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本篇包括曾國藩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道光二十四年九月間寫給幾位弟弟的四封信。
信中所涉讀書治學的內容非常豐富，譬如：只要立志真，讀書不擇時地；君子之志即君子所憂；《大學》三綱領，即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其要在格物與誠意兩項；明師益友重重夾持令自己自新。總括說來，其核心是在講讀書的目的。
曾國藩終其一生都是以儒學作為他安身立命的歸宿的，因此將自己修鍊成聖人是他始終不渝的目標，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用這一目標去指導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讀書，而讀書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動機、明確目的。這就是立君子之志，就是有民為同胞、物為同類的器量，就是要內修聖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其理想的標本就是堯舜禹湯與文武周公。因此他才批評六弟因小試失利便埋怨命運不佳是沒有君子之志與君子之憂。當然，外王是不容易實現的，至少是在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之後的事情。曾國藩特別可貴的一點就是教誨弟弟們不要把寶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對四弟，當他看出四弟並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勸四弟淡去科舉功名之想轉行孝悌。在這裡曾國藩談出了一個關於讀書的重要思想，即讀書的目的輕於文章而重在踐行，同時也體現出曾國藩因材施教的一貫思想。而且由此其弟兄的分工也大抵形成，日後終其一生，四弟都是專司家務，以解除曾國藩及另兩位弟弟在外安心國事的後顧之憂。
歸結起來，曾國藩關於讀書目的的闡述，恰是孔孟之道亦即儒學經典的要義所在。人生最佳的境界當然是內聖外王，沒有外王，退求內聖，而內聖與外王相比則更其根本。那麼內聖的實現途徑，則在於格物明理和誠意踐行。格物明理，實際講的是求知，求知是求的聖賢之知，聖賢之理，從他的信中可知，他對格物的「格」字講得特別深透。誠意踐行，就是踐行，就是行，就是做，他強調的是行聖賢之行，也就是做聖賢所做的事。譬如說「孝悌」，他對四弟說：現在的人都把「學」字看錯了，如果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部分學問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盡十分力就是十分學問。如今人學習都是為了科舉功名，對於孝悌倫理規則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書不相關。卻不知書上所記載的，寫文章時替聖賢說的，不過是要講明這個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筆下說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並且有負於倫理綱紀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寫得再好，也只可算是個名教中的罪人。
可見曾國藩鼓勵弟弟們以內聖作為讀書的終極目標，是將內聖落到實處的，是紮根於日常實用的。在信中他對弟弟們說：人生只有進德、修業兩件事靠得住。所謂進德，指增進孝、悌、仁、義的品德；所謂修業，指寫詩作文寫字的本領。最可貴的是，曾國藩認為：這兩件事都由自己作主，不同於功名富貴，則都由命運決定，一點也不能自主。在這裡，曾國藩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儘管功名富貴由不了自己，但人只要把握住進德與修業兩項，就有了興家立業的本錢。也許在這方面說得最徹底的，甚至有些絕對的是他從「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話中推出：我欲為孔孟，則即可成孔孟，日夜孜孜以求，所學都是孔孟，那麼誰阻止你成為孔孟都休想。反過來，即便你天天同堯舜禹湯住在一起，也照樣他是他，你是你。這一方面是他讀書成聖的思想的體現，同時也將人的主體性價值推到了極致。
君子之志與君子所憂
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閣不如出外較清凈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做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為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盡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葯。茲將艮峰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為虛心，愛我如兄弟，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惠西之談經，深思有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抄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蓋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讀書。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元1842年11月28日）
譯文
諸位賢弟足下：
四弟來信寫得很詳細，他發奮自勵的志向，流露在字裡行間。但一定要出外找學堂，這是什麼意思？不過說家塾學堂離家裡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外出比較清靜。然而出外從師，自然沒有耽擱。如果是出外教書，那耽擱起來，比在家塾里還厲害。
況且真能發奮自立，那麼家塾可以讀書，就是曠野之地，熱鬧之所，也可以讀書，背柴放豬，都可以讀書。如不能發奮自立，那麼家塾不適合讀書，就是清凈之所，神仙之地，都不適合讀書，何必要選擇處所，何必要選擇時間，只要問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運不佳，我也深以為然。但只是小試失利，就發牢騷，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憂慮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民為同胞、物為同類的器量，有內修聖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然後才不負父母所生，不愧為天地間的一個完人。所以他所憂慮的，是因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憂慮，以德不修、學不成而憂慮。所以，頑固的刁民不能感化，則憂；外夷侵擾我中國，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