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中國人隨後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賈寶玉。」這種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國藩的身上：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曾國藩。
當然，對於英國的哈姆雷特和中國的賈寶玉而言，更多的取決於閱讀主體的千差萬別。而對於曾國藩而言，恐怕與某種無可逃避的有色眼鏡有關。時至今日，眼鏡的有色逐漸淡去了許多，這也許可稱之為時代的進步，因為人們有了抖落枷鎖的輕鬆，自由閱讀也就成為了可能。不過，即便是自由閱讀，差異也依然會存在，這除了閱讀主體的不同而外，所採用的視角也會是一個原因。譬如本書，便是視角上的有意選擇，即從讀書與做人的角度來看曾國藩這位歷史上的人物。
從做人這個角度來看，曾國藩無疑是一棵巨樹。枝繁葉茂，蔭及後人。不過，我們很少有人注意到樹的根部。其實只要稍加註意我們就會發現，它的根系那樣發達，主脈粗宏，支須繁密。而構成這根部的主體，就是讀書。讀書構成他做人的根底，這根底異常堅實，甚至無與倫比。
走近曾國藩的讀書世界，你第一個感覺也許會是隔膜，它離我們今天的讀書視野是那樣的遙遠，範圍也顯得那樣偏狹。幸好還有跡可尋，就像河面上露出來的一塊塊石頭，可以踏著一步步前進。譬如早已灌滿我們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還包括朱熹這樣一些高大的名頭，另有他特別喜歡的《史記》、《漢書》、《莊子》與韓愈的文章，接下來更是一連串熟悉的名字：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等，由此，我們便被引入一個龐大壯闊又堂皇富麗的殿堂。
也許，隨著國學於近年來的次第升溫，「內聖外王」這樣的字眼於我們不再那麼陌生，在兩千年的帝制體制之內，對於士大夫而言沒有比內聖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體到曾國藩，也許他是歷史上把內聖外王理想實現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麼曾國藩的內聖外王的理想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持久動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毫無疑問，來於讀書。曾國藩出生於一個以「男必耕讀」為家規的家庭，5歲便延師受教，6歲入家塾從父讀書，20歲就讀于衡陽唐氏宗祠汪覺庵教館，21歲轉入湘鄉縣的漣濱書院。長達十七年的讀書生涯，開啟了他內聖的自覺追求，他自行改號為滌生。滌是洗滌，洗滌「舊染之污」，他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無疑是他實踐內聖理想的開始，而且一旦開始，內修聖人之德便成了他終生不廢的操守。28歲中進士後，他便改名國藩，這無疑構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在內聖理想的基礎上，又開啟了志為國家藩籬、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讀書啟開了曾國藩內聖外王的追求，而內聖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進一步讀書的動機與目的。這樣的動機與目的，對普通人來說，也許過於高遠，但在曾國藩身上，我們卻更多地看到了極為切實的一面。他反覆向弟弟們講：讀書只求兩件事，一是增進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說：人生只有進德、修業兩件事靠得住。所謂進德，指增進孝、悌、仁、義的品德；所謂修業，指寫詩作文寫字的本領，只要把握住進德與修業兩項，就有了興家立業的本錢。為此，曾國藩一再教誨弟弟們不要把寶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對四弟，當他看出四弟並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勸四弟淡去科舉功名之想轉行孝悌，專司家務，認為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盡十分力就是十分學問。至於修業一項，曾國藩則樂觀地認為：只要學業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謀生之路。看似遙不可及的內聖外王理想，在曾國藩看來，其實可以平實地紮根於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適用於每個人。
接下來自然是讀書的內容與範圍。正是在這一領域容易讓今天的讀者感到隔膜，需要進行一番化繁為簡的清理與詮釋。
曾國藩的讀書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通過不斷的調整，曾國藩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與關注，從而構築出屬於他自己的讀書殿堂。前文已經說過，曾國藩於28歲那年會試後改名國藩，接著又通過了殿試和朝考，被道光皇帝從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為第二名，由此進入了前途無量的翰林院，從而也結束了以科舉為目的的讀書階段。仕途上的順利強化了曾國藩進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內聖外王的需求重新調整讀書路徑的決心，「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曾國藩莊重地將這四句話銘於座右，他信心滿滿地對弟弟們說：只要立志苦讀，欲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國藩說：「國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所謂姚先生，就是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的姚鼐。應當說，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他的「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的觀點，開啟了曾國藩對文章真正意義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關讀書治學的初始輪廓。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而於清代爭訟一時的所謂漢學與宋學，前者即注重於考據，後者則注重於義理。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這樣的術語難免會感到陌生，甚至一頭霧水。其實它並不神秘，就文章而言，當然是指闡述道理的文章，必須有一個主旨構成文章的靈魂，這就是所謂的義理；而要闡明這一主旨，即這一道理，就必須依靠確鑿的證據，於是就有了考據；如何將論點論據組織起來，最後通過什麼樣的文字表述出來，也就有了辭章。這三種本來相互依存的要素，卻由於人們的刻意偏重與強調，這才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三種學問門類，相互攻訐，致使原本簡單的文章寫作被複雜化為聲勢驚人的學術公案。是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辭章相互為用，讓曾國藩明了文章的本義，同時也為他讀書治學畫出了一張入門草圖。
按照姚鼐《緒論》一文的導引，曾國藩閱讀了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就中體會文章三種要素的交互為用，並努力理清他們的源流歸屬。
在此基礎上，作為文章靈魂的義理引發曾國藩的格外關注，由此追索到宋學亦即程朱理學，他買來了《朱子全書》，但是以他當時的功力，一時難窺門徑。於是，31歲那年，曾國藩登門拜謁同鄉理學大師唐鑒唐鏡海，請教讀書之要。唐鑒告訴他，《朱子全書》最宜熟讀，應立為課程，身體力行，並推薦倭仁倭艮峰，請曾國藩向他學習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國藩拜謁了倭仁，向他請教如何將理學家的求道明理與慎獨修身結合起來，由此真正開啟他內修聖人之德的艱苦而堅韌的實踐。其後，曾國藩衝破專治朱子一經的藩籬，從程顥、程頤到張載、周敦頤，通過大量閱讀，曾國藩理清了理學發展的大體脈絡。同時，他還兼治古文，讀書治學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36歲那年，曾國藩得了一場大病，前往報國寺養病，身體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暫時擱置踐行性很強的理學，用閱讀他向來輕視的考據學方面的書籍來打發時光，不想巧遇考據名家劉傳瑩，二人各具短長，相互彌補，曾國藩向劉傳瑩傳授了理學精要，也從劉傳瑩的那裡學到了考據學以及由考據學派生出來的小學的知識，這就使他不僅改變了對這一門學問的輕視態度，更令他彌補了有關考訂史實、訓詁文字、辨別音韻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國藩的讀書治學步入全面發展的軌道，為他日後獨樹一幟、卓成一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師從唐鑒之時，曾國藩就從老師那裡知道了義理、考據、辭章三門學問之外還有經濟之學。此經濟學乃經世濟用之學，囊括了政治、經濟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識，與今天的狹義經濟學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經濟之學在唐鑒那裡被歸入了義理一科。不過唐鑒的一句「經濟不外看史」，卻開啟了曾國藩關注經濟之學的讀書門徑。通過大量閱讀，曾國藩毅然將經濟之學從義理科中拿出，專列孔門政事之科，不僅變三種學問為四種學問，而且還將四種學問統統納入禮學，認為禮學是四種學問的綜合體，是經緯萬匯的經世大法。鑒於古籍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曾國藩在戎馬倥傯的日子裡，仍然不惜耗時費力，從難以數計的古今人物中慎選三十二位聖哲，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畫像，合為一卷，藏於自家學館，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後人們閱讀。這就是有名的《聖哲畫像記》一文的由來。
不過，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時並未進入三十二名聖哲之列。這一年是咸豐九年，將近四年之後，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進入曾國藩的視野。同太平天國的戰爭趨向高潮這一急迫的現實，令他將目光鎖定於同為湘籍的先賢王船山，王氏的《讀通鑒論》與《宋論》對他平滅太平軍乃至日後征剿捻軍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啟發與借鑒，而且，憑藉深厚的國學功底及內聖外王的宏大抱負，曾國藩從更高更深的層次讀懂了王船山的價值：要平息因私慾而起的爭鬥，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