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他一生進行過大量「迷信活動」。幾乎實踐過所有迷信種類：
他精通相面之術，有過大量相面實踐。
他會算卦，經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託夢。
曾國藩長子曾楨第夭折後，歐陽夫人夢見一個老太太，自稱是曾家九世祖孟學公的夫人屈氏，訴說她的墳墓多年無人打掃。曾國藩夫婦因此認為這是導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國藩於是將屈氏之墓遷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還相信扶乩。
咸豐八年四月，曾國藩鄉居期間，家裡請人扶了一次乩，預測曾家家運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預言說不久曾家將遭大難。半年後，六弟曾國華果然死於亂軍之中。曾國藩晚年經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證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他禳過災。
咸豐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因各營患病者太多，且鄉間居民亦病，齋醮三日，禳災祈福。余亦詣壇拈香。
他信關公。湘軍攻下天京不久，曾國藩一邊忙著為諸將請功，一邊鄭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摺子，請皇帝給關帝廟賜以匾額。據他折中所說，天京之役的軍功章中有關公老爺的一半。原來，曾國荃率部攻城之際，天氣酷熱，人不能堪，太平軍趁勢對攻城的湘軍「屢擲火桶」，採用火攻。曾國荃乃向關公求雨，而據說關公亦欣然出手，掃去暑熱，幫助湘軍成此大功。
他還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國藩幼子紀鴻得了痘症，一時病勢頗為兇險。曾國藩心為之懸懸，「乃打掃屋宇，擇花園中廳凈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燈後拈香行禮」。紀鴻病癒後，曾國藩在日記中總結原因，將功勞一分為二，歸之於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此次由至險而得至安，實初意所不到。一則賴痘神佑助，一則劉叟之老練精慎。
他於四月初八日親作祭文送痘神，還給「痘娘娘」扎了狀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紙傘、紙旗十把，燃爆竹十餘萬。過後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廟，保金陵城內男女水無病災」。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廟完工，他不僅親至廟內拈香禮拜，還特地為此廟撰聯一對：「善果征前因，願斯世無災無害；拈香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
至於祈雨敬神之類的清代地方官員公務範圍內的正常舉動，在他的年譜中更是多見。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連日步出禱雨」。「十九日，公（指曾）詣靈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籌銀四千兩，修復靈谷寺神祠。」
至於曾國藩言之鑿鑿的「不信風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間，曾國藩對風水曾經「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國藩一方面精研理學，另一方面也熱心功名。為求官運亨通，對官場中一些陋風庸習也亦步亦趨。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陳升在口角之後一怒辭職。五天以後，朋友給他介紹了周某做跟班，曾國藩考察收用後，馬上將此人改名為「周升」。直到咸豐八年，曾國藩日記中提及的五個僕人，還分別叫做「韓升」、「王福」、「何得」、「曾盛」、「曹榮」。可見他圖吉利講忌諱，與絕大多數官僚一般無二。
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閱讀這一階段日記，我們發現找房子這個事兒耗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幾次搬家是因為官越做越大，越來越講究體面排場；而風水吉凶方面的考慮則是另幾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為據說陽宅風水與官運息息相關。
道光二十年，進京不久的曾國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後，卻聽人說這個屋子裡死過人：「此屋曾經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雖然殉節乃是儒學倫理中的光榮之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翰城）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衚衕拜訪。王繼賢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謂余現所居棉花衚衕房子冬間不可居住」，曾國藩因為「翰城善風水，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麼辦。王氏掐算了一會兒，說八九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於當月搬家。曾國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務，數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後，經「邀同翰城走繩匠衚衕看風水」，終於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
風水之說宋代以後大興於民間社會。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普通人舉凡建房、裝修、構園、搬家、遷墳、嫁娶，與土地相關諸事，無不需要求助於風水理論。風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熱門職業，為了尋找一塊發家葬地，許多人家不惜讓屍親久厝，傾家蕩產。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對官位升遷又如此熱中，曾國藩對於住宅風水自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不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裡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斗沖，而其他人認為木斗沖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贊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贊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面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斗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兇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麼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郁，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麼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裡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癒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裡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這次「親身經歷」，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斗）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