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
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盡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要求部下免於迎送，時間長了，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徒然驚世駭俗，並無實益，所以越到後來，就越隨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國藩到蘇州閱兵。他寫信給曾紀澤談到在蘇州這幾天的應酬情況：
余於二十八日抵蘇後，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張子青中丞處。三十日在家會客，織造及質堂、眉生、季玉公請戲酒。初一日在惲次山家題主，後接見候補百六十餘人，司道府縣公請戲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鄉公請戲酒。
可見天天拜客，日日戲酒，曾國藩的所作所為，與一般官僚並無二致。只不過在遵從成規的同時，他盡量降低規模，簡化形式，處處為他人考慮，不想給下屬造成過大負擔。十月初他到達上海，正好趕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員們請戲酒給他預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慣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國藩怕大家破費太多，竭力辭退，而是自己花錢請了幾桌客：
初十日，各官備音尊為余預祝。十一日又將備音尊正祝。餘力辭之，而自備酒面款接各客。內廳撫提藩等二席，外廳文武印委等二十席。雖費錢稍多，而免得擾累僚屬，此心難安。
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錢，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開銷中最小的部分。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比如致送炭敬。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晚清官場流傳的居官要訣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曾國藩歷來厭惡官場之鑽營，但是天下督撫都送的炭敬，他卻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他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舊之家，他於年節之際，也會致送禮金。接著上句話，他緊接著又說：「昨令李翥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也就是盤纏。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每年來往南京的大吏要員自然也不在少數。
同治九年四月，曾國藩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仙屏（許振）差旋，若過保定，余當送程儀百金。是星使過境，有交誼者酬贈之常例。」
也就是說，清代官場上，皇帝派出的欽差路過轄地，與之相識的大吏在迎送宴請之外，通常還會送給他一百兩程儀。他準備用這個標準來對待許振。
同治九年，江南發生著名的「刺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書鄭敦謹（號小山）南下與曾國藩共同審理。接慣例，辦完事後，地方上要送給欽差一筆很重的程儀。然而鄭敦謹特別清廉，「鄭小山於正月二十八日出來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後即行起程，乾禮水禮一概不收，一清徹骨。小欽差程儀則已收去（每人五百耳）」。「乾禮」是指貴重禮品如金、銀、綢、緞之類，「水禮」則指食品、果品雜項之類。連水禮都不收，可謂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國藩說他「一清徹骨」。不過他的主要隨員，也就是曾國藩說的「小欽差們」卻不願意效法他們的主官。他們每人收了曾國藩致送的五百兩銀子。曾國藩在五兩百後面加了個「耳」字，可見用官場慣例衡量，這筆錢對他們來說並不算多。
我們所能查到的曾國藩所送的最大一筆程儀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國戰爭停止多年的江南鄉試終於舉行。歷來考試結束後，鄉試主考和副主考都會收到地方官場一筆重重的程儀。曾國藩本人做過主考，當年也收穫頗豐，這一次他決定做好主人，「一切均從其厚」。
這一年朝廷派來的主考是劉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試結束後，他們在兩江收穫頗豐，「公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就是說，江南官場公送了三千兩，大家以私人名義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兩。「兩主考差囊各三千外，戶部例發途費五百亦在此支領，一切均從其厚。」
「炭敬」、「程儀」是官場上經常發生的支出。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奏命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後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面額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項工作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余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認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後，他又收到回任兩江總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啟程入都，陛見後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這一次，仍然需要送「別敬」。在進京前，曾國藩這樣計畫：
擬於（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須出京。別敬不能速送，只好與諸公訂定出京後補送，或臘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萬金，大抵須用去八九千。
後來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九年冬在京用去萬餘金。」可見這一次送「別敬」又花掉一萬多兩白銀。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
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檢查有無「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如發現此類情況，則要退回重報。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
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什麼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里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那麼，戶部的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視「部費」多少而定。
各地為了順利報銷，要在戶部花掉一筆專門的活動經費，這筆經費就叫「部費」。「部費」主要落在具體經辦的「書吏」也就是辦事員的腰包。這也有情有可原，因為這些書吏們沒有工資，專靠這項灰色收入謀生。
不過他們的胃口實在是太大了。曾國藩托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
報銷一節……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厘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
也就是說，李鴻章託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曾國藩一聽，也嚇了一跳。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託人，李又託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複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勛，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他怕戶部這些書吏以後會借故找他的麻煩。
那麼，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萬四千兩別敬的開支來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國藩花費了兩萬兩。除了一萬四千兩別敬，「合之捐款及雜費凡萬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餘金，再帶二千餘金赴官，共用二萬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曾國藩說得很清楚：「已寫信寄應敏齋，由作梅於余所存緝私經費項下提出歸款。」
「緝私經費」出自兩淮鹽運司。管理鹽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緝拿私鹽」，以保障官鹽的銷售。所以鹽運司每年都會提出一大筆經費用來緝私。不過緝私只是「緝私經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