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曾國藩對金錢態度的改變，湘鄉曾家的經濟狀況開始出現第二次躍升。當然，這次躍升的主動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國潢，而是另一個弟弟曾國荃。
曾國荃字沅甫，小曾國藩十三歲。在幾個弟弟中，因為資質最優而最為曾國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咸豐六年春，曾國藩在江西陷入太平軍圍困，三十二歲的曾國荃在鄉募勇兩千人往援，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
曾國荃與其長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國藩為人內向粘滯，謹慎持重；曾國荃卻外向豪放，膽大性急。曾國藩在經濟上一清如水，曾國荃卻並不掩飾自己的貪心。這個剛從鄉下走出來的渾身土氣的新軍官，眼孔很小，把每個銅錢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長兄那樣，將自己分內的收入捐為公用，反而不拘小節，經常謀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對自己第一次領兵這樣自我總結：
弟此次之出，冒昧從事戎行，較尋常人論之，則所作之事亦當有可對父叔兄弟之處，而較真廉潔、能幹之人論之，則抱愧實多。
曾國藩一直對他嚴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錢上向自己看齊，不得濫取分毫。蓋發誓自己「不要錢」，卻允許兄弟「要錢」，這種情況是初次出山時的曾國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對弟弟曾國荃在金錢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鬆了。他寫信給曾國荃說：
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盡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說，只要你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及李續賓兄弟做得過分，就沒關係，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你盡可以撈錢。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李續賓帶兵六年，積金數萬兩。這封信，意味著曾國藩家庭經濟政策的重大改變。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樣，做艱苦卓絕的異類。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以前曾國藩一直在外當官領兵，從未親手經理家中銀錢事務。家居時期他才了解到他領兵在外時，曾家經濟上非常困難。家中日常用度，遠比他想像的浩繁，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夠。
雖然曾國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風，但畢竟是二品大員之家，必要的體面不可減省。比如咸豐七年十一月底，曾國藩家居之時，逢曾國藩祖母之「冥壽」。老太太已經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經根本沒有紀念的必要。然而曾家還是以相當的規模操辦了一番，來客多達二百餘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信中這樣彙報：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壽，共三十三席，來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羅十，賀柏八，王訓三，陳貴三等皆來。吉公子孫外房亦來。五席海參、羊肉、蟶。
事實上，當時的鄉村和今天的農村一樣，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費不多，人情來往倒是支出的大頭。
經過這一段鄉居，曾國藩才了解了父親曾麟書和大弟曾國潢支撐這個家是多麼不容易。他可以想像當初老父親不敢向兒子開口，自己百計營求、左右支絀的情形，心中非常難受。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處銀數百，而家用猶不甚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余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為深痛。
因此，在家庭經濟上，他同樣退到獨善其身的底線，不因自己的堅持而牽累兄弟們改善生活的願望。對於家中一些重大舉動，曾國藩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味強調節儉。咸豐十年二月初驚聞叔父去世後，曾國藩寫信給自己的兩個弟弟說：
叔生平最好體面，此次一切從豐，六十四人大輦、誥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以彌補自己在父親去世時「未能講求」的「愧恨」。這種話曾國藩以前是不會說的。
曾國藩的態度轉變卸去了曾國荃的羈繩，讓他在發財之路上任意馳騁。如前所述，湘軍軍餉本優，灰色收入空間又大，加上曾國藩「臨時啖以厚利」的放縱搶劫政策，使曾國荃順理成章地取代曾國潢，成了改變曾氏家族經濟面貌的主要支柱。
咸豐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國荃以長圍久困的鐵桶戰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將破時，他自食其言，屠殺先期約降者數百人）。這是曾國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後是否有大的搶劫行為，史書沒有明文記載，但戰後不久，曾國荃就差人送工資津貼什物回家，數量多得連曾國潢都有些驚訝。初出茅廬的曾國荃尚有些忸怩作態，生怕曾國潢責備他，在九月初六日給曾國潢寫信解釋說：
惟數年應有之薪水雜款微有羨餘，不得不攜歸，為家中應用之費，實愧對老親與老兄平日之直節清名耳。祈兄寬看一層，勿哂責阿弟，是為至感！
在這封信中，曾國荃說明這次寄回家的錢財是：
特派公夫等順解二竿之數，皆庫平原封也。又湊花邊元洋約共三封，約三百零兩，系交弟婦，弟回時零用（送情）。並衣服、書籍、旗傘、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單，往載說明，請仲兄大人飭令弟婦至腰裡宅內，指點檢拾妥愜。
並且特別囑咐，在搬運財物時「不必另呼僱工，恐其宣傳於外，弟得貪名也。」
繼吉安之後，曾國荃又攻陷景德鎮、安慶、天京等數座名城。正如曾紀芬所說：
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
這從側面說明，每下一城，他都會發一次財。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國荃襲故伎以長圍之法攻破安慶。歷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國荃部搶劫的詳細記載。據《能靜居日記》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載，兩位剛從安徽來的朋友（日記中稱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描述了曾國荃部入安慶後大殺大掠之狀。他們說，城破之後，城內「房屋賊俱未毀，金銀衣物之富不可勝計」。曾國荃的士兵在殘酷殺害戰俘的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搶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兩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以盡，不可取者皆毀之。壞垣地，至剖棺以求財物」。惟英王府「備督帥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懸磬矣」。至於曾國荃所獲多少，無可推測。唯當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國荃又一次回到湘鄉故里。
當然，曾國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搶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荃攻陷天京後。
隨著帶兵時間越長，曾家經濟實力就越顯著增長。這種增長最直觀地體現在曾國荃所營建的宅第上。
咸豐八年，曾國荃托二哥曾國潢代他買下荷葉大坪村雷家灣徐家宅第，作為自己的宅基地。
咸豐九年冬，曾國荃回鄉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時開建這座「大坪大屋」。曾國荃做事原本貪大求奢，手筆寬博。更何況他想以這座宅第，向世人證明他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科舉路上屢屢失敗的曾老九，而已經是呼風喚雨的四品大員了。所以雖然曾國藩一再告誡他要節儉，這座新居還是建得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成為湘鄉不折不扣的豪宅，這就是後來命名為「大夫第」的龐大建築。
居鄉期間，曾國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座房子上面，他興興頭頭地親自設計，親自採買材料，親自督工。咸豐九年底，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鄉田野之上，不過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後來這座大宅又經過兩次重大擴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來曾國荃每下一城，就要請長假回家，將「大夫第」擴建一次。安慶英王府的財物，據說許多歸於曾國荃，用於「大夫第」的第一次擴建了。另一次重大擴建，當然發生在攻下天京之後。
大夫第二次擴建，歷時八年，其規模氣派可以想見。這座豪宅面積長六百多米，寬二百三十餘米，總面積達十三萬平方米，分為「獎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廟」三大建築。三大建築結構相似，每處都是三正六橫，故有「九正十八廳」之說。「獎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間，「家廟」有房間四十八間。三處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個。它們一字排開，迤邐近一公里長。宅外更建有三里長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濕鞋」。門前又建有兩個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氣派豪華的玉帶橋。
這一龐大建築群巍峨浩大，殿閣重重，看上去猶如王宮帝府。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回憶道：「前有轅門，後仿公署之制，為門數重。鄉人頗有浮議。」曾國藩則聽人說它「規模壯麗，有似會館」。而那些嫉妒眼紅曾老九的老鄉們則「譏之……以為似廟宇」。
除了規模宏大，大夫第還以其精緻富麗引人注目。它的棟樑、廊柱、橫枋多以珍貴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塊青磚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崗岩，特別是許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塊塊完整的花崗岩巨石鑿成。窗戶、梁枋、柱枋、橫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國荃的經濟實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國荃的宅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