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國藩帶兵三年，一直未獲督撫之權，孤懸客處，名不正言不順。加以他剛正嚴厲的作風與地方官員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厭相剋，在各地官場都處處碰壁，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咸豐七年初，他接到了父親的訃告，未經皇帝批准徑直回鄉，並在隨後的奏摺中曆數數年來辦事之難，要求皇帝給予他明確的權力。沒想到咸豐順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實際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權。
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灰溜溜地回到了鄉下老家，心情極度惡劣。他反覆閱讀經史及老莊，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這一年多是曾國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對自己在官場中處處碰壁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結論是自己不按潛規則辦事，原則性過強，得罪人過多。「吾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再出山時，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朋友胡林翼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他自己也承認：「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次。」
改弦易轍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金錢的態度。他反省到：「余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從此他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開始對部下寬之以「名利」，在金錢上手筆寬鬆了很多。他說：「近來帶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獨善其身的底線。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時還以金錢為誘餌，鼓動諸將。在攻安慶時，他教弟弟如何調動他人的積極性時說：「大約不外平日結以厚情，臨時啖以厚利，以期成安慶一簣之功耳。」曾國荃向他請教如何駕馭太平軍降將李世忠，他說：
此輩暴戾險詐，最難習馴馭……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
過去，曾國藩對於劫掠一直是嚴厲約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後，他卻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問」。他認為，一定程度上允許士兵搶劫戰利品，是鼓舞士氣的一種方法。因為湘軍經常欠餉，士兵們之所以勒著肚皮跟著他血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搶劫「發財」的機會。後期湘軍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豐厚的戰利品為誘餌，去鼓動將士們拚死攻城。這也是「臨時啖以厚利」的一個重要內容。
所以湘軍後期攻下堅城之後，每有劫掠之舉，只要不太「過分」，曾國藩不會發言。鮑超一軍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許大搶三天的習慣：「每克一城，許部曲掠三日。三日後則嚴戒，秋毫無犯。」故《湘軍志·籌餉篇》中說：「……軍興不乏財，而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每破寇，所鹵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復甦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
因此，天京浩劫的直接製造者是曾國荃，背後的推手卻是曾國藩的「啖以厚利」政策。當南京城中財物被湘軍搶劫一空，朝廷下旨詢問之時，曾國荃建議乃兄：「勒令各營按名繳出（搶劫所得），以抵欠餉。」曾國藩卻公然說：「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可見，再出之後的曾國藩乃是公然將破城後的搶劫視為「政體」所允許的收攬「士心」之策。
湘軍軍紀後來的敗壞，與曾國藩這種由嚴到寬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