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約等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以他以經世致用為志，注意講求實情，因此對大清國家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對國家軍隊的看法與林則徐不謀而合：綠營腐敗習氣已經「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
在曾國藩看來，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抵達長沙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就復奏，要在長沙「立一大團」，參照「前人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訓練一支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的緣起。赤地立新，為的是根除舊式軍隊的貪財怕死之風。
曾國藩深知薄俸制是綠營八旗風氣敗壞的源頭。要保證新軍有良好的作風，就要對士兵實行厚餉原則。
湘軍陸軍正勇每月口糧四兩二錢，較綠營馬兵口糧多一倍，戰兵口糧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個人生活外，還可以補助家庭。
對於軍官，曾國藩更採用高薪養廉政策。湘軍一個營官的月銀，相當於綠營參將平均月銀的兩倍半，為守備的月銀六倍。連曾國藩也不能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
湘軍的財政制度，主要依靠從主帥到各級軍官的相互信任與道德砥礪，而不依靠會計制度和審計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湘軍財政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巨大的灰色空間，比如截曠制度。
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作「截曠」。
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後還存有八百萬兩。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他將其全部移交給後任王文韶，而沒有私支濫領，一時傳為佳話，王文韶因此贊李「公忠體國，廉介可風」。可見這筆錢如果積累起來，為數實在不少。
王運在《湘軍志·營制篇》中說，湘軍軍官「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金，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
在這樣高的薪酬水平下，湘軍軍官不用刻意貪污，即可發家。曾國藩就說：「章程本過於豐厚，故營官無人不發財。聞周鳳山家已成素封矣，其餘積資置產者甚多。」
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我們如果僅以統一萬人級別計算，曾國藩一年凈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比做侍郎時的六百二十兩足足增長了八點七一倍。帶兵十二年，合法工資收入可達六萬四千八百兩。
何況他又擁有絕對的財政權。湘軍是朝廷編外部隊，軍餉主要來源靠「自籌」，自己想辦法解決。湘軍的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國藩一人負總責，對軍餉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從咸豐三年創建湘軍到同治七年戰事基本結束，曾國藩先後報銷軍費約在三千五百萬兩左右，絕大多數屬自行籌措而來。曾國藩幕府的糧餉籌辦機構，由於沒有正規的財政制度，曾國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筆納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太輕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