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京官們的生活也不是毫無希望。清代政治體制中為京官特別是翰林們提供了一個擺脫貧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辦理公務。在出差過程中，往往會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發一筆小小的橫財。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財政補給站。
翰林們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鄉試主考。鄉試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國家對此項工作十分重視，所以對主考官待遇頗厚。擔任主考，可以先從戶部領取部分路費。
正如同混亂的薪酬制一樣，差旅費也是一筆糊塗賬。所謂預支，事後所余並不需繳還。而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驛站付給夫馬，不必自己出銀，故此一項，可以省出一筆銀子。
鄉試結束時，地方官場要送給主考官員「辛苦費」。這筆錢多由一省的督撫或學政來轉交，往往高達數千兩。這筆收入，會使一個窮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還有中舉者的贄敬等收入。
所以曾國藩在日記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說：
我在京該賬尚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見日緊矣。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舉行了一次「考差」，選派去各省主持鄉試的官員。身為翰林院侍講的曾國藩對這次考試期望極大，為了準備這次考差，他甚至預先服起了補藥：
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為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尚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
也許是曾國藩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他鴻運當頭，從大批京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此時正是他經濟極度緊張的時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國藩當然大喜過望。得信之後，曾國藩立刻忙了起來。首先給家人朋友寫信彙報此喜信，然後興興頭頭借轎子、雇轎夫、領銀子、借銀子、買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領勘合、交割手中雜事……
七月初九，曾國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詩作賦不絕。這一天的日記寫道：卯初（早上七點）起行，雨後朝旭，清氣可飧。西山在望，萬尖如筍……未初過白河溝，慨然思明成祖與李景隆之戰，得句云：「長興老將廢不用，趙括小兒輕用兵。」
作為一省的正考官，這次任務所獲收入曾國藩記有賬目。現存賬目部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制台百兩。（寶）
藩台百兩。（潘）
道台吳（珩）百兩。
道台張百兩。
領盤費四百兩。
內簾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兩。
首縣轎銀四十兩。
魏祝亭五十兩。
張贊周二十兩。
劉遐亮百兩。
將軍五十兩。
周荔農五十兩。
賀美恆四十兩。
黃寶齋四十兩。
贄敬共五百兩。
李石梧五十兩。
陶蓮生三十兩。
傅秋坪十六兩。
方仲鴻二十兩。
崇荷卿十二兩。
姜海珊二十兩。
……
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無所獲。加上節省的途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
除了銀子，還有實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
寶中堂江綢袍褂料兩套，朱紅川綢、川綢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縐四匹。
袁小城滇緞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綢二匹，巴緞袍褂二付，川綢二匹，被面二床……
除了衣料，曾國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產比如藏香、黃連、厚朴、茶葉、磚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數。回來後，他將這些特產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場風習及潛規則運作方式，於此也可見一斑。
回來路上，曾國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連作《游桂湖》、《入陝西境六絕句》等詩。回程日日記載：「天氣晴和，體亦爽快，間作打油詩幾句。」其心情可以想見。回程中所作《柴關嶺雪》，內有「揮手舞岩顛，吾生此瀟洒」之句。
從四川回來後，曾國藩的經濟狀況顯然大為改善，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個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債務全部還清，大大鬆了一口氣。賬目冊記載他這年年底還銀共一千四百零六兩。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兩銀子，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台階。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
任四川主考這一次，是曾國藩步入仕途後首次往家裡大額寄錢，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終於大大地沾了曾國藩一回光。因為及至此時，為了維持鄉紳生活的體面，曾家已經是債台高築，從往來家書推測，家中欠債總額已經高達八百至一千兩。雖然寄回六百兩供家中還債，曾家的債務其實還是沒有還清。
曾國藩堅持把另外的四百兩用來周濟自己的同族和親戚。二舅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會有更多的親戚在貧窮中去世。
四川鄉試發的這筆財應該說不違反曾氏「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這筆收入雖然用今天的財政標準衡量是灰色的，實際上在當時卻是公開的、合法的。雖然成為著名的理學家，雖然終生「與流俗戰」，但曾國藩從不以這種半合法化的制度為對手。這是他和海瑞那種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區別之處。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存數據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他終生生活儉樸，「夜飯不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及至身後，他只剩下兩萬兩存銀，在晚清時代確實算得上相當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國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蕭然」、「貧不能殮」這樣容易涌動人悲情的極端化情節。在中國人眼裡，真正的清官，必須「清可見底」，一塵不染，清到成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國藩遠沒有清到這個程度。曾國藩終生對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都十分尊重，慶弔往來，禮數周到。晚年成為總督後，和當時的大部分官員一樣，他請客送禮，很多時候用的也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國藩出京，給在京官員送了一筆別敬，總數高達一萬四千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是由他掌握的「緝私經費」。甚至在京官期間，他也曾經在誥封用寶之類的小事上走過後門。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裡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註定處處行不通，只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所以他不會與天下所有考官為敵，拒絕此銀，更何況曾家景況此時又如此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