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到達北京，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他官運極順，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試成績突出，連升四級，由從七品授任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
雖然仕途如此順利，但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窘迫情狀。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
……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為人重於感情，對親戚關係十分重視，稍有餘力，必加周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待兩天。」說話間已經泣下。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經好幾年，卻沒有餘力周濟他們。五年後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也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為國家儲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以至於被人稱為「窮翰林」。解剖曾國藩這個典型，我們對清代京官俸祿之薄可以有一個具體的了解。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經常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一石糧食值一兩五錢四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換成人民幣，不過兩萬四千多元。以這點工資，養活今天的一個「京漂」尚且困難，何況一個拖家帶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更為傳神的是這樣一條諺語：「京諺有雲，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因為窮翰林買不起車，只能走路上班，偏偏還要擺架子邁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後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難言。
曾國藩進京為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裡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那麼翰林曾國藩的生活質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讓我們從衣食住行幾項來觀察一下曾國藩的支出情況。因為《湘鄉曾氏文獻》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賬簿，所以我們以道光二十一年為觀察重點。
曾國藩在京期間的一個主要支出項目為房租。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或者和那些賣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擠在一個大雜院里。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講求寬敞氣派。稍晚於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官期間，租居為保安寺街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花木蔥鬱。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國藩搬到繩匠衚衕，房十八間。曾國藩在八月十七日家書中說：「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如此算來，則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用去全部薪水還不夠。總計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裝修費用，共花去白銀七十五兩三錢三分。
另一項最重大的花費就是社交應酬。京官的工作很輕閑，他們的主要生活內容，就是日日聚宴，因為這是他們建立人際網路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館子門口，停的都是官員們的車馬。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裡的人。清人李慈銘的日記中載，自己一年支付各個酒店的飯錢就達百餘兩，而據他自己說，因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並不算大。
曾國藩生性喜交遊，我們根據《湘鄉曾氏文獻》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數據，對曾國藩這一年社交花費進行一個不完全的統計：
正月，團拜分貲二千文。黃矩卿貲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吳子賓處壽禮一兩。湖廣會館公請喬見齋，分貲二千五百文。請吳世伯朱世兄，分貲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兩處祝敬，各一兩八錢八厘。致其他處節敬、壽敬、門包共十一兩九錢四分。某朋友壽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隨禮及送卓中堂壽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計這一年曾國藩人情來往花費七十九兩一錢六分。這其中並不包括自己單獨請客吃飯的花費。這類花費在曾氏賬本中隨處可見，比如：
二月，東麟堂請客八千文。三月，東麟堂請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東麟堂十六兩七錢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廚子二千五百文，準備十三日在家請客。十月，請客預付菜錢一千文。
僅以上數項，就合計白銀三十一兩四錢四分。
算上請客吃飯，社交開支當年至少一百一十兩六錢。
第三項較大的花銷是買衣服。
曾國藩家書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說自己「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由此引出後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云云。
其實翰林們經常需要出入宮廷，衣服必須體面，方符國家體制。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含糊，因為穿得體面，代表的是對上司、對官場規則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信中說：
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
確實，入都為官後，曾國藩的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湘鄉曾氏文獻》中有一篇賬單，記載他入京之初擁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紗袍套一付，線縐綿袍褂一付，寧綢單袍線縱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縐棉袍一件，大呢皮馬褂一件，湖縐皮軍機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綢袍一件，大呢綿馬褂一件，皮圓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繭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檔次較入京前明顯上升一大級。
僅帽子一項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風帽，小毛小帽，皮風帽等十一頂。這些衣服的購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數兩至數十兩銀子之間。
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所添制衣服不多。因為上一年剛入都時已經基本置齊。在辛丑年用銀數和用錢票數這兩本賬簿中，這一年這方面花費二十八兩二錢七分。
而在以後，隨著官職上升，曾國藩又陸續大量添制衣服。特別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赴四川主持鄉試，將所帶的衣服列成單據，更可以讓我們領略前清官員的排場。
除此之外，交通費壓力也十分沉重。僅坐車坐轎一項，就為數甚巨。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高級大臣一年坐轎，就要費銀八百兩。初入官場的曾國藩自然買不起轎子，但有些場合總不能徒步參加，隔三差五就要租一回馬車，這也是一筆相當巨大的開銷。
道光二十一年中，相關記載如下：
正月，車夫一千文。
三月，車錢六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