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受饋贈和借貸，「干預地方公事」，也是曾國藩收入的一個來源。
讀過《曾國藩家書》的人都知道，曾國藩為官之後，寫給父親和弟弟的信中，經常諷諫他們潔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務。苦口婆心，反覆申辯。比如他說：「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為倚勢凌人。」給人的印象是他向來謹言慎行。其實這是他後來的認識，道光十九年里，這樣的事他自己也頗做了幾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國藩的朋友朱堯階典當別人的一處田地。典當到手，舊佃戶彭簡賢卻阻撓新佃戶下地耕種。經人勸解，舊佃戶仍然「強悍不服」。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的進士身份就發揮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他「辰後（8點鐘）帶（彭簡賢）上永豐分司處法禁（給以刑法處罰）」。帶人將那個強悍不服的舊佃戶抓送到了有關部門。
幾天後的三月初五日，曾國藩在日記中提到，朱堯階寫了兩張狀子，托他到縣衙告狀。他熟門熟路地告訴朱堯階，說此刻縣令正主持「縣考」考試，不太方便，且等考試後再告。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九歲的新科進士此時已經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開始「判斷鄉曲」，調節地方糾紛了。此時的新科翰林年輕氣盛，連父母官都已經不放在眼裡。五月十七日日記記載，曾氏一族與伍姓一族發生糾紛，「彼此毆傷」。他寫信給縣令宋某，托縣令幫曾家說話，然而宋「亦未甚究」，沒給他面子。於是新科進士大怒，「是夜又作書讓（責備）宋公也」。
紳士在中國基層社會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於費孝通稱中國為「士紳社會」。曾國藩的此類舉動在當時並不招物議，蓋因鄉紳的一個重要社會作用就是「判斷鄉曲」。一般情況下，地方官視民間普通糾紛為細微之事，不願意為此開堂審案。縣令收到這類訴狀和稟呈後，通常會寫上簡短的批詞，批付地方，促使雙方調解。在這類調解中，鄉紳通常都是主角。當然，做這些工作，絕大多數時候不是無償的。事實上，「干預公事」是鄉紳經濟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有了以上這些財源，曾家氣焰當然不同。在中舉之前，曾國藩衣著樸素，經年不過一件長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國藩統計自己置辦的衣服，已有如下內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綿綢小襖、薄綿布小襖、棉袍套、綿圓袍、綿套褲、棉馬褂、絨領、棉小帽、秋帽、秋領、線縐夾馬褂……
原來那些和曾家後生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族人對「曾大老爺」態度也發生巨變。六月初三日曾國藩日記記載，本家曾永興見到他，居然手足無措，嚇得說不出話來。則曾國藩本人的「官派」、「威儀」顯然也有可觀。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入京為官以前的曾國藩，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湖南鄉下長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習。如果不是經過日後的一番脫胎換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場一名和光同塵的庸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