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一生，左宗棠在人際交往上是失敗的。他的高己卑人，剛直無飾，盛氣凌人，使他沒有多少朋友。在官場上他也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對下屬和同事都缺乏包容，這大大影響了他事業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專斷，務凌人」，所以許多有識之士，對他都敬而遠之。曾氏幕府人才濟濟，左宗棠幕中卻人才不多，文人如吳觀禮、施補華輩，與左氏相處不久，都見機而作，託故而行。李雲麟本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歡而散。幕客嚴咸甚至因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盡。
左宗棠用人，喜歡使之盤旋自己腳下終生不得離去，所以往往並不實力為部下保舉，直到他自己可能要離開高就的時候，才會給部下請功。劉錦棠在他麾下屢立大功，卻始終是一個道員銜，多年不得升遷，氣得他一度想辭職回家不幹。終其一生，左宗棠提攜起來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沒有一人後來擔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撫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與同事共事，糾紛不斷。他的鐵杆部下劉典，與他分任陝西督撫時，因為督撫不合，曾經憤然告歸。左宗棠前期與沈葆楨一拍即合，後來卻也因意見不合撕破了臉皮。他與李鴻章雖然沒有公然決裂過，但私下裡卻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時，想招曾門大將鮑超。鮑超卻拒不從命，不敢與他合作。細細閱讀左宗棠的一生，我們會發現，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幾乎沒有一個能做到善始善終。雖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環，不能不說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遺憾。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人際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國藩一生朋友如雲，且其所深交，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曾國藩一生功業，半受朋友之助；他事業的成功，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善於用人的成功。反過來說，他更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朋友提攜報答，不遺餘力。曾國藩的部下幾乎都經過他的舉薦，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尚書，也就是正部級官員。有五十二人成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大員。此外，道員、知府、知州、縣令，更是數不勝數。天京克複前後，湘系「文武錯落半天下」。英國歷史學家包耳格曾經說：「曾國藩是中國最有勢力的人，當他死去的時候，所有的總督都曾經做過他的部下，並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經希冀的話，他可能已經成為皇帝。」話雖誇張，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曾國藩影響之大。
後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國藩是一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學家，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生活中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富風趣、極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頭銜比如軍事家、政治家、道學家之外，還可以加上一個，叫大社交家。親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樂的兩大來源。他長於言談，也頗具幽默感。和朋友們詩酒往還、傾心吐肺地長談是他最愉快的時光。檢點《曾國藩全集》，除了奏摺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絕大部分都與朋友有關：除去卷帙浩瀚的往來書信不說，他的詩作，幾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懷念遠方家鄉的朋友，就是與身邊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幾乎除了墓誌、壽詞，就是給他人文集寫的序言。作為一個詩文造詣頗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筆墨絕大多數都消耗在社交之中，並沒有留下多少「個人化」的文字。在曾國藩的人際關係史上，絕大多數人都終生與曾國藩保持著深厚的個人感情。胡林翼始終自居曾國藩之下，說「小店本錢，出自老闆」。李鴻章則終生以做過曾國藩的學生為榮，開口閉口我老師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燾認為，漢代以來二千年，「德業文章兼備一身」，未有超過曾國藩的。劉蓉在曾氏死後，寫了整整一百首輓詩。即使是多次受過曾國藩彈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後也毫不報怨曾對自己的打擊，在輓詩《哭師》中寫道：「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並且說下輩子還要再做曾的學生，「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曾國藩死後，鮑超每「遇歲時伏臘及生辰」，都要設曾國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這種舉動持續了一生。趙烈文於曾死後，更於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畢，必拜曾國藩遺像。
曾國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與回報，均遠多於常人，考曾國藩於人生五倫，幾乎沒有任何缺憾。在這一點上，曾勝於左何止一籌。
失和之後，曾國藩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左氏一句壞話，私下裡也不怎麼對人談論他與左氏的是非短長。真的做到了「相忘於江湖」。
然而左宗棠卻停止不了對曾國藩的評論。曾、左失和，是當時天下人都關注的一樁大事。愛護自己名聲如同眼珠一樣的左宗棠當然十分重視別人因此對他的評價。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為曾國藩的為人居心久為人所知，二則曾國藩畢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傳統社會，忘恩負義是一個怎麼講也難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對此當然鬱悶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為自己辯解。所以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曾左失和之後，左宗棠每見一人，都要談他與曾國藩關係的來龍去脈。每談此事，則必「大罵」曾國藩。
曾國藩的部下薛福成就這樣記載說：
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
同治五年郭嵩燾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也驗證了薛福成的這一說法。
郭嵩燾對曾國藩彙報說：「退庵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嘗一飯忘公，動至狂詬。」
「大罵」、「狂詬」這些辭彙給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國藩就「國罵」、「三字經」不離口。其實斯文中人左宗棠無論如何都不至於把自己降到一個村婦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過是左宗棠批評曾國藩時的痛快淋漓而已。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左宗棠勢必要列舉曾國藩一生用兵用人為人處事之錯誤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譚伯牛君在《戰天京》一書中的精闢分析：左宗棠說話素來誇張激烈，如此凌厲的指責施諸於大家以聖人視之的曾國藩，固不免駭人聽聞，以為「大罵」、「狂詬」。
面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曾國藩採取了如下對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避免火上澆油，而是鼓勵他們盡量與左宗棠搞好關係。他一再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並說這是李進德甚猛的表現。他還囑咐自己的兒子，不要因此與左、沈等人交惡：「余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不予回答。
曾國藩收到郭嵩燾的信後，並不生氣，蓋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復郭氏信中委婉地說，我早就聽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然而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卻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有告訴我別人罵我的事，我只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曾國藩的回信不溫不火，你可以說他達觀，可以說他淡然，也可以說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誠，終能白於天下，不必浪費精力與左宗棠爭無謂之口舌。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捻軍。後又因為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蕩不安，左宗棠繼續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國，他只是曾國藩的配角，這次征西他卻成了主角。雖然頭髮已白，他卻豪情萬丈，決心傾情出演。
然而這次出征面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籌餉。因為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區，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對朝廷聲明，這次戰爭，「籌餉」重於指揮戰鬥。他在信中甚至這樣說：「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兒性命寄於乳媼，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
這樣，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為同治九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
晚清督撫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政治運作影響極為重大。事實上，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只有少數與左宗棠個人關係好的省份儘力供應，而那些與左宗棠個人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光緒東華錄》概括西征之餉的落實情況說：「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當左宗棠聽說曾國藩回任兩江後，第一反應是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功：「我即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