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並不矛盾。
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很獨特，那就是尚「拙」。他說：「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這種人生哲學得自他獨特的人生經驗。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知道自己這輩子靠讀書發達無望，遂「發憤教督諸子」，對長子曾國藩更是毫不鬆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後，只知道一味用蠻力，下笨功。
曾國藩能夠打通科舉這條路，靠的完全是「笨勁」。父親要求他，不讀懂上一句，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不摸下一本書。不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絕不睡覺。他不懂什麼「技巧」，什麼「捷徑」，只知道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這種「笨拙」的學習方式，在他身上培養起超乎常人的勤奮、吃苦、踏實精神。
積苦力學的經歷給了曾國藩獨特的啟示。他發現笨拙有笨拙的好處。笨拙的人沒有智力資本，因此比別人更虛心。笨拙的人從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擊能力特彆強。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問題只知硬鑽過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聰明的人不願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難繞著走，基礎打得鬆鬆垮垮。所以，「拙」看起來慢，其實卻是最快，因為這是扎紮實實的成功，不留遺弊。雖然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開竅之後，後面的路就越來越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又高中進士。而那些早早進了學的同學，後來卻連舉人也沒出來一個。他總結自身經驗多次說，這得益於自己基礎打得好，所以「讀書立志，須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鈍拙，那麼曾國藩就充分發揮鈍拙的長處。他一生做事從來不繞彎子，不走捷徑，總是按最笨拙、最踏實的方式去做。涓滴積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紮實徹底，一步一個腳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龍十八掌，表面上簡單笨拙，實際上卻大氣厚重，所向披靡。這是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秘訣，也是他常向別人談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歸序》中這樣說，君子不走捷徑，不圖虛名。錙銖積累，艱難前進。君子成功也許比別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這正是曾國藩的自我寫照。他一生成功，得益於「笨拙」精神。
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他甚至討厭那些「善說話」的人：「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他招士兵，也專要「樸實少心竅」的山民。因此湘軍作風與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徹底根絕了兵痞的油滑習氣。
曾國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不善打巧戰。他打仗不貪小利，不求奇謀，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他說：「打仗要打個穩字。」他一生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
湘軍作戰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動出擊，而是誘使敵人先來攻他，後發制人。太平軍雖然驍勇，遇到湘軍卻毫無辦法。太平軍最希望誘使湘軍野戰，但湘軍絕少野戰。曾國藩說：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湘軍主動攻城，也是用最笨的辦法，如同巨蟒纏人一樣，用一道一道的壕溝把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們攻城的時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月、兩月，而往往是一年、兩年，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挖壕溝。安慶、九江、天京，都是這樣打下來的。等戰爭結束，城牆外的地貌都被湘軍徹底改變了。
曾國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別人以巧以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李鴻章因此終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開口不離「我老師」三個字。正是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當然，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這一學說的邏輯推導卻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覺類比之上。董仲舒說「人副天數」，就是說，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證據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而人有四肢；天有晝夜，故人有視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應。因此，上天打雷就是發怒，皇帝就應該趕緊祈禱。
他的反對者王充的邏輯同樣一塌糊塗。王充說：天沒有思想，因為天沒有眼睛，沒有嘴，「以天無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無口無目呢？王充說，我們摸不到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地，地沒嘴沒眼睛，而人們都說天地是夫婦關係，老婆沒嘴沒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沒有，「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論敵，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卻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邏輯的兒童式思維。
中國式思維的最大弱點是喜歡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卻缺乏嚴密細緻的推理過程。在這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萬物。總想找到一個竅門，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小蔥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徹底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儒家學說就認為，一個人如果做好道德修鍊，則處理世間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非理性的。
顧准曾一再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中國傳統沒有『邏輯學』……因此，中國沒有精密科學。」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系。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曾國藩的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說：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簡要，曰綜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一席話道盡了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面去看，反覆琢磨，細細分析。而「正」、「反」這兩個方面，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面再分兩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負」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
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
正是通過這種「笨拙」的思維方式，曾國藩能精確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謬誤」之間那一步之距離。他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捨，就會過於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蔽；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於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蔽。
中國人重綜合而輕分析。曾國藩卻通過紮實徹底的思維實踐，發現了分析「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