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曾國藩在詩中說這裡「世事痴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二〇〇八年四月，我去探訪這個地方，發現它到現在似乎也不怎麼需要與外界打交道，班車次數極少。我從韶山出發，居然輾轉顛簸了整整一天，換了五次車（包括摩的），才到達這裡。在晚清時代，這裡的閉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之前，幾百年間，這裡連個秀才也沒出過。不但「無以學業發明者」，也沒有出現過大富大貴之族，可以說是一處被世界所遺忘的角落。
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只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日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確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曾家已經習慣了考試失敗後的沮喪氣氛，他們幾乎要認命了。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迴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雞變鳳凰，成了方圓幾十里的第一大戶。
雖然躍過了龍門，但此時的曾國藩整個眼眶裡只裝得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在白楊坪這個小天地里成長起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過往不過是些鄙儒，其中甚至還有「損友」。進京為官以前，曾國藩耳目所聽聞的，不過是鼓吹變跡發家的地方戲；頭腦中所想的，不過是當官發財，給家裡爭口氣。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書中他說：「余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人畢竟是被環境決定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結束在家「把戲」，抵達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官宦生涯。
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缺點。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的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齣徵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雖然他給自己訂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並不好，認真讀書的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裡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
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還是經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恆」、「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
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雖然資質並不特別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圈裡總算出類拔萃，並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己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陳源兗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
因為修養不佳，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衝動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偽。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夸夸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態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
在曾國藩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讚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讚歎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而且聊著聊著，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夸夸其談起來。
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
酒後，與子貞談字，亦言之不怍。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學中無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說話太多，且議人短。
席間，面諛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態，如同喝湯時不小心會出聲一樣，幾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對於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於「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適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偽」也就隨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點，曾國藩認為自己還有一大缺點，必須改過，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來，這似乎有點可笑。血氣方剛、剛過而立的他，見到美女自然會多看幾眼。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本能反應。然而用聖人標準一衡量，問題就嚴重了。曾國藩日記中多次記載自己犯這樣的錯誤：在朋友家看到主婦，「注視數次，大無禮」。在另一家見到了幾個漂亮姬妾，「目屢邪視」，並且批評自己「直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對於自己的夫妻恩愛，曾國藩也戰戰兢兢。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慾望」特別是對「色」的恐懼是一個特別的底色。中國人普遍認為，縱慾，特別是沉溺於「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險之舉。曾國藩身體一直不太好，所以認為自己有必要厲行節慾。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制，不孝莫此為大」。當然，這種節制在某些年紀是很難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為此大罵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讀了讀書，沒有所得，而「午初，人慾橫熾，不復能制」，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遂罵自己「真禽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