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戎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級上將。在其50餘年的軍事生涯中，以治軍嚴、善練兵著稱。注重愛國愛民精神教育，強調紀律是軍隊的命脈，致力整飭軍紀，並身體力行，賞罰嚴明，關心愛護士兵，要求官長與士卒共甘苦，以帶子弟的心腸去帶兵。
馮玉祥與南京棲霞山下的千年古剎棲霞寺寂然法師有過一段交往，因為種種原因一直鮮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國民黨中央為籌備中國國民黨五屆全會，先召開了四屆六中全會。已經收到請柬的馮玉祥將軍從山東泰山動身赴南京開會。當時馮玉祥將軍已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儘管馮玉祥將軍位高而權輕，但他在國民黨高層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馮將軍在南京有兩幢官邸，一處在東郊陵園新村(被日軍毀壞)；另一處在城西寧海路中段。他節儉慣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獨行。蔣介石為了拉攏他，曾親邀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園內小紅山國府主席官邸(即美齡宮)吃飯，並一同做禮拜，但馮將軍不願意讓蔣做戲給別人看，使別人誤會他們過從親密，便拒絕前往。不久發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召開會議時，原在十九路軍任排長的孫鳳鳴，以晨光通訊社記者的身份混進了會場，本想開槍行刺蔣介石，卻誤傷了汪精衛。孫鳳鳴重傷後被捕很快死去。與會的國民黨大員深受震驚，馮玉祥等很多有識之士感到中樞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會大失民心，確應做出政策上的調整。
1935年11月中旬，時已近初冬，馮玉祥聽說棲霞山秋景很美，為舒展一直沉悶的心情，遂前往散心。馮玉祥在副官警衛們的陪同下，觀賞了陸羽亭、桃花澗、舍利塔、藏經樓等景觀。在棲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當家僧人接待了馮玉祥將軍。寂然和尚是一位閱歷頗深、辦事沉穩的人，他請大本和志本兩位先暫時避開，自己與馮將軍相對品茗。寂然先說了對馮將軍帶兵，愛護百姓和艱苦奮鬥的欽佩之情，繼而談起了其他話題。馮玉祥很欣賞寂然寧靜的氣度和淵博的才情，感到這位僧人既諳熟古今典故，又了解當前時事，是一個有著憂國憂民之心的高僧。於是馮將軍決定多在寺中停留一會兒，並在寺中吃齋飯。在談話間，寂然向馮玉祥訴說了寺院方與緊傍棲霞山的省立鄉師為爭奪一片土地引起的衝突與自己的煩惱。寂然法師俗姓嚴，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進入棲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監院，主持寺內外一應事務。那時棲霞寺與棲霞鄉師的地產之爭已經聚訟數年，廣受社會上的關注並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支持棲霞鄉師校長黃質夫的是陳果夫，當時的省警察廳長王固磐、省教育廳長周佛海等都唯陳果夫馬首是瞻。
戴季陶則是棲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讓棲霞寺發動各個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內，向政府遊行請願。在這次方丈室的會面中，寂然法師再三表示，他與常來寺里燒香的考試院長戴季陶只是一般關係，他認為遊行請願的方式，在國難當頭之際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這個土地之爭的問題只是一個觸點，它僅僅是國民黨上層的派系之爭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這種爭鬥，這也有違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夠平等協商，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解決，不要因這個問題影響了抵禦外侮的準備，而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當時的內政部長薛篤弼的態度。薛篤弼當年是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深受馮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薛經馮推薦到南京政府任職，1928年2月出任內政部長。中原大戰後，馮、閻討蔣聯軍失敗，薛也因這個原因呈請辭職。1934年蔣為了拉攏西北軍舊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篤弼代理內政部長。在棲霞山的土地之爭中，陳果夫本已傾向棲霞鄉師，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應強烈，便把此事推給了內政部長薛篤弼，由他做最後定奪。寂然法師從國民黨高層獲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這次談話。
其實寂然法師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層意思是，日本全面侵華在即，東北三省已經淪陷，南京作為當時中國的首都，肯定是戰略打擊目標，而南京人口甚眾，一旦受到攻擊，必定會有大量的難民流離失所，作為出家人應該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難民，僅僅憑小小的棲霞寺是遠遠不夠的，為此必須有一大片能夠安置難民的土地。以馮玉祥當時的身份也不便與寂然法師議論戰局，但他作為職業軍人，看了棲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麼。這是一個雙方都不便觸及的問題，但又都在不言中。
馮玉祥將軍來過的第三天下午，內政部的一名辦事人員乘車來到了棲霞寺。將該部對黃質夫申請報告書的批複函複製件交給了寂然法師。此函明確表示「爭地產事件，經部辦公會議研究，擬同意維持現狀，棲霞鄉師必須退出有爭議地區。損壞圍牆，應由校方修理……」很顯然，馮玉祥將軍回城後找了薛篤弼，講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篤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議。後來這段往事還被載入了《棲霞縣誌》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師和馮將軍所料，此後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軍的攻擊，日軍的暴行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而此時的棲霞寺，正因為有了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兩萬多名難民。
在抗日戰爭困難時期，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為募集抗日經費而奔走呼號。1943年他赴四川20多個縣市賣字、賣畫、演講、遊說，動員各階層捐資獻物。那年的3月，馮玉祥在江津縣(今重慶市轄)的工廠、學校、機關、商會、教堂作了一場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講，深深地打動了聽眾，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踴躍解囊支援抗戰。特別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鎮的演講更是讓人難以忘懷。
白沙鎮位於長江畔，距江津縣城45公里。那天，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輪船從江津逆水行駛，於傍晚時分抵白沙鎮碼頭，在江津縣縣長肖烈(四川宜賓縣人)和夫人鄭玉冰，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邵建工、顧仿百等陪同下來到鎮公所。稍事休息，吃過簡單的飯菜(一飯、一菜、一湯)後，馮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鎮公所禮堂。沒有寒暄客套，開門見山就講抗戰形勢，不虛不浮，實實在在，聽眾心悅誠服。馮玉祥突然剎住話頭，問：「怎樣才能把日本鬼子趕走?」自答：「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抗戰。」校長、士紳們恭聽著，禮堂內寂靜安然。馮玉祥激昂亢奮地講道：「德國打蘇聯，打到斯大林格勒。蘇聯危急萬分，於是發起獻金運動。在3個月又21天里，蘇聯人民獻出七十萬萬四千萬。斯大林拿這筆錢買了飛機、大炮、坦克，就把德國鬼子趕走了!」馮玉祥停了停，注視著聽眾，提高音調說：「蘇聯是一萬萬七千萬人，我們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如果按蘇聯的比例獻金，是二百萬萬。用這筆錢可以買兩萬架飛機、兩萬輛坦克以及其他軍需物資，就可以把日本鬼子連轟帶推趕出中國去!」聽眾擊響陣陣掌聲。
趁大家興奮難抑、激情洋溢之時，馮玉祥喝了幾口白開水，清清嗓子繼續說：「節約獻金，是當前一項最重要的救國工作，希望諸位本著喚起民眾之旨，深入學校和民間大聲疾呼——為救我們國家多多努力!」經久不息的掌聲，震響會場內外。被熱情與激情感動了的馮玉祥興緻愈高，精神愈振，把本來可以結束的演講推向高潮。他聲情並茂地說：「在座有許多大、中學校的校長，我向你們講一段教師獻金抗日的動人事迹。前幾天，我在縣城北岸國立九中作抗戰募捐演講。講話結束時，女教師於翔九當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給我，托我獻給國家。我對她說，你有三個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換點錢買點肉給孩子們吃吧!於老師回答：『馮先生，無論如何要替國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國家好了，孩子們差不了!如果國家亡了，孩子們吃得越好越可恥，穿得越好越丟人!』諸位，這是多麼好的老師、多麼愛國的民眾呀!這就是抗戰勝利的希望所在，這就是抗戰必勝的力量所在啊!」馮玉祥難抑胸中的憂傷與感動，他掏出手絹，在雙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後三時，馮玉祥應邀對大學先修班和十七中師生演講。登上講台，馮玉祥問：「國父訓示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學們，什麼是大事?」講台下齊聲回答：「抗日救國!」馮玉祥用直奔主題、抓住人心的演講方式開始了講演。
「對，抗日救國就是大事。」馮玉祥肯定而滿意地點點頭，繼續說：「今天，沒有哪一件事，比趕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開地圖看一看，用手量一量，從抗戰首都重慶到宜昌有多遠?真如同一個強盜拿著手槍對準我們的胸口，我們哪有工夫去亂想，去看電影哩!你們說是不是呀?」停了停，馮玉祥又說：「學問越多，對救國的責任就越大。美國、英國的大學生從軍的很多，許多大學教授也在軍中服務。蘇聯的女學生丹娘，就是讀了俄國歷史和許多文學作品，受到歷史的啟迪和正義的熏陶，才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