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由一介書生而入武林，讀文史後再習軍事。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經歷了數次戰爭，其中親自參與的就有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進京等戰事。作為一個有著遠大抱負並接受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或是身為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將領，馮國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並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儘力。
1894年6月，馮國璋隨聶將軍入朝鮮御日，當時的清政府並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鮮的真正目的是為入侵中國做準備，同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武器落後，且寡不敵眾，加上清軍主帥葉志超懦弱無能，儘管聶士成將軍身先士卒，馮國璋亦作戰勇猛，淮軍在裝備先進的日本軍隊大舉進攻前毫無抵抗之力，血戰中的聶將軍不得不帶著士兵們節節敗退。這是被打著跑、跑著打的一場慘烈戰爭。
據《年譜》記載：1895年10月，「馮國璋與其護兵閻升以一匹馬強渡過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軍戰敗了，馮國璋只得跟著往回跑。馮國璋和他的衛兵閻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鴨綠江邊，正愁著沒法過河，忽然從小樹林里斜著跑過來一匹灰黃色的小馬，這可救了兩個人的命。馮國璋和閻升拽著馬尾巴過了河。這匹馬是匹母馬，從此成了馮家的功臣，以後就由專人照看起來。
清朝末年，馮國璋回到聶士成將軍的部隊，隨聶將軍扼守摩天嶺三個月。在此期間，馮國璋隨聶將軍一起對日軍打過一次勝仗。當時在摩天嶺，聶將軍帶領的軍隊是在孤立無援的危難情況下對敵作戰。馮國璋利用所學軍事知識，建議聶將軍在多處插立清軍旗幟，布下兵眾將廣的疑陣迷惑日軍，又在險要處設重兵截擊敵人，這是對兵法上的「虛實並舉」、「聲東擊西」戰術的運用，最後等到了援軍打敗了日寇。這在當時的東北戰場上，是唯一的一支戰勝日軍的隊伍。為此聶將軍立下了戰功，馮國璋亦功不可沒。經過甲午之戰，馮國璋已成為聶將軍的心腹愛將。
然而，當時對日作戰的失敗局勢已是不可逆轉了。在遼東半島失守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月末，馮國璋隨聶將軍駐守山海關。這時馮國璋因對日作戰勇敢有功，已從五品提升為聶軍軍械局督辦。
馮國璋曾兩次被派往日本考察軍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馮國璋作為武官隨裕庚出使日本考察軍事。裕庚是馮國璋在武備學堂的老師，很器重馮國璋。馮國璋在日本大開眼界，認識了幾位日本的軍事人才，向他們學習。還考察了日本的現代軍事科學及訓練方法和理論。回來後整理出版了好幾本兵書。
作為甲午戰爭的親歷者，戰敗的教訓使馮國璋早有改練新軍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別注意考察現代軍事。日本軍隊的訓練、裝備、戰術等，都是他考察、學習的目標。馮國璋對裕庚說：如今是洋槍洋炮時代，大刀長矛怎麼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敗仗。學生以為中國必須練新軍，都得變，不變則亡。裕庚很同意馮國璋的想法，說朝廷里現在也有人有這個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馮國璋與朝廷官員鐵良、風山再次赴日考察軍事。通過兩次考察，馮國璋在現代軍事科學上的認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決定任用袁世凱去小站督練新軍。馮國璋在武備學堂的老同學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這使得馮國璋非常動心，但又感苦惱。這是因為馮國璋雖然很想去小站參練新軍，但因聶將軍對他有知遇之恩。儘管聶將軍也很明白編練新軍的道理，馮國璋不忍提出離開的要求。後來還是蔭昌大力推薦，袁世凱也一再向聶將軍要人，聶將軍才把馮國璋送去了小站。臨走時，兩人是揮淚而別。
到了小站，袁世凱親切禮貌地接待了馮國璋。有記載說袁世凱視馮國璋的幾冊兵書為「鴻寶也」，並說「學界之子無逾公者」。馮國璋與袁世凱生於同年，並長袁數月(袁生於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凱擅禮賢下士，不久便對馮國璋以「四哥」相稱，並把新軍操練、營務等事完全放手交給了馮國璋與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勳、段芝貴、阮忠樞等人。馮國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編了23冊新的練兵教科書，這些兵書成為清末我國軍事學校編練新軍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凱手下做出了成績，連德國教官都表示讚賞，後來這三人被稱作「北洋三傑」。
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
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系著金圈，掛著金牌，一向就不曾為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後，派人將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飯莊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當然，在軍閥混戰時期，民國的大總統也確實不好做，因為各地稅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開口問中央要錢的卻多如牛毛。由於政局不穩，民國政府除了袁世凱時期有兩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靠舉債度日。
馮玉祥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曾記載，黎元洪做總統的時候經常抱怨：「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個月我又賠了3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36萬。長此以往，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民國政府的收入不穩定，也難免要影響到總統的個人利益。馮國璋做地方大員的時候，對財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總統其實是名義好聽，一旦經濟匱乏，沒錢可花，那時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馮國璋在入京代理大總統前特別向段祺瑞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將崇文門監督一職要到自己名下，因為崇文門監督是個肥缺，每個月可以穩定地收到20萬元商業稅，可供總統府的開支。
但是，一個月區區20萬的收入固然可以解決總統府的開支，但對於很多國務大事來說是無濟於事的。因此，馮國璋也難免像黎元洪一樣，有時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據馮國璋的幕僚惲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鬧過彆扭。
事情是這樣的，王士珍當時做總理，馮國璋想讓他派個人到廣西督軍陸榮廷那裡去調停一下南北衝突，但王士珍請示川資如何開銷的時候，馮國璋卻又不肯出這筆錢，而是讓國務院自己去解決。王士珍聽後，私下裡大發脾氣，他憤憤地說：「這件事還不為的是他，我又不貪圖什麼!我一天到晚狗顛屁股垂似的，為的是誰?這一點錢，他還不往外拿!」
最後，這筆款項還是由國務院開銷，但王士珍對馮國璋的吝嗇意見很大，這大概也是他總理沒幹多長時間的原因之一吧。
馮國璋喜歡斂財，這和他的經歷有一定關係。馮國璋從小生活艱辛，因而對錢的事情看得比較重，和袁世凱、段祺瑞這些人比，他算是一個愛財的人。在清末民初時期，正是民族工商業發展迅速的時候，馮國璋和其他同時期的大人物一樣，也利用多年積蓄的余財進行多方投資，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間縣詩經村購置了大量地產，又與張謇合辦了佔地數十萬畝的鹽墾公司，還在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中華匯業銀行等處多有投資。雖然部分投資也有虧損失敗，但總的來說，馮國璋從中還是獲利頗大。
對於馮國璋身為地方大員甚至國家元首仍舊顧及私利的情況，當時有人指責他「擅自封殖」，馮國璋便為自己辯解道：「項城雄主，吾學蕭何田宅自肥之計，多為商業，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馮國璋給自己刻了一個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溫飽。可真正的事實恐非如此。
當然，馮國璋經營多種商業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在發達顯貴之後，有些親戚、同鄉、朋友前來投奔，並希望他能安排個差使。馮國璋不好直接拒絕，但又不能給這些人安排官職，因此他通過投資經營一些商業來安排這些人，也算是公私兩分。據說，馮國璋在南京的時候，他軍隊里的後勤供給，比如軍糧、服裝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經營的商業來供應。但是，他經營的那些商業大都任用私人，一旦馮國璋失去權勢，難免陷入困境。
當然，馮國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嗇，對於常年跟隨自己的親隨，他還是多有饋贈的。比如他的幕僚惲寶惠就曾說，馮國璋曾經給過手下親信師景雲8000大洋，讓他拿去侍奉老母親，而惲寶惠在其父親生病的時候，他本人也收到過馮國璋8000大洋。惲寶惠跟隨馮國璋多年，他也感嘆地說，像馮國璋這樣一個把錢看得很重的人，能夠拿出這樣一個款數來給他和師景雲，真算得上是難得了。
馮國璋去世後，留下遺產300萬元，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