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的兩個姑姑在黑龍江蘿北縣蓮花泡子插隊，那個地方我沒有去過，卻見過一個從那兒來的「土匪」。
老關是知青點的編外人員，形象憨厚，個子矮銼，雙手平時喜歡塞在袖子里，小眯縫眼，好斜眼看人。我見著他的時候自己還小，是他跟著技術員來北京採購機器，就借宿在我們家。聽見家裡大人說，這老關人挺好，就是喜歡半夜起來遛彎，喝酒。姑姑捎信提到過這事兒，讓大伙兒別奇怪，他就這毛病。
這樣對老關很好奇。有一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園，老關看見了，眯縫著眼睛說——別出去了，今天下午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報紙，天氣預報上什麼都沒有，於是說出去看看，不行再回來。
老關兩腮皺出兩條很長的紋路來，不再說話。
中午到公園，開始起風，忽然烏雲四合，一點鐘，大雨傾盆而下。那一次我們只好在中山公園賣冬菜包的飯館躲了倆多鐘頭。這事兒被我也在那兒當知青的姑夫知道，隨口道：「老關啊，他會看天。」
以後談到諸葛亮呼風喚雨，老薩就忍不住想起老關來。
老關其實跟諸葛亮一點兒都不像。上世紀70年代，他一個月掙六十多塊，單身一人，絕對是富戶。可是一發工資先去買酒，一塊五一斤的地瓜燒三十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每個月吃七斤糧食，熬粥，想喝了，就來一碗。其他的，喜歡食堂的下水之類，他也不挑，加點菜幫子，加點醬油鹽，燉燉吃的就滿香。
老關的正式工作是看場院，零下三四十度，別人形容撒尿得拿棍子隨尿隨敲，他呢，裹一大棉襖能在野地里睡覺，安生得很。
那時候老鬧蘇聯特務，蘿北在中蘇邊境上，一班子知青被當武裝民兵訓練。不時地，團部派他們跟著一個武裝部的幹部去江邊巡邏——其實就是趴在那兒看有沒有越境特務。有時候還有演習。老關不知道啥關係，團部也讓他去，還有一支短槍。
知青們偷偷說，越到半夜，老關的眼睛越賊亮賊亮的，這人，邪。
有一次，正趴著，忽然「砰」的一聲槍響。驚惶中有人發現，老關正在吹槍口上的煙。
大家都是空槍，他怎麼有實彈呢？！
武裝部的幹部很客氣地跑過去，正要問話，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驚呼。細看，就在女民兵們旁邊的榛子林里，搖搖晃晃站起一隻豹子來。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擺子一樣哆嗦著往前走，倒騰了不幾步就一頭栽倒在地。
此時，對面的蘇聯邊防站已經警鈴大作，探照燈四射，閃光中，隱約看見豹子的一隻眼窩已經成了個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事後，有人說老關原來干過抗聯，問到團部，團部說什麼抗聯？老關哪兒干過抗聯？他說過他是土匪啊！
可是忽然就有人來外調，聽那意思是讓老關證明一個大幹部的歷史問題。我那姑夫是保衛幹事，旁聽。歷史問題如何已經不記得了，就記得老關說，抗聯的戰士，好多不是戰死的，是凍死的。
「鬼子飛機在上頭飛，不能點火，你一有煙討伐隊就跟上來。沒子彈了，打不起。」
「快凍死的時候，會覺著特別熱，就開始扒衣裳，抱樹，嘴裡嚷嚷熱，那個時候，怎麼地都沒救了。」
「一個連十六個，死剩我一個。走到蘑菇頭，有老鄉給我一口袋生高粱米，告訴我軍長死了。」
「我把槍埋了，往大林子裡頭走。」
「就在林子里搭個馬架子，那口袋高粱米吃了一冬。」
「我種地，自己種自己吃。有人來我就往深山裡走，越走越深。軍長說了，打死不能當叛徒。」
「我問他們，今年是哪年啊。他們說，1947年啦。我說鬼子走了嗎？他們說鬼子都投降兩年了啊我的老哥，我的老哥啊。說完了他們抱著我，那個哭哦。」
那一天，所有在場的人，一夜未眠，都忘了自己是來幹什麼。
老關說的，應該是真的，他當過通信員，認識於天放。早年黑龍江省軍區司令員於天放視察農場，他一個敬禮就讓於天放認了出來。那一天，看場院的老關和原來的抗聯六支隊政委愣是談了半宿，酒瓶子喝空了又去打。第二天，於天放走的時候，老關沒出來送，聽說，是讓他跟著走，老關不幹。
第二天，外調的人走的時候，紅著眼睛的姑夫試著問：「你不是抗聯嗎？幹嗎跟人家說你是土匪？」
老關半晌不說話，板了臉轉過身去，看著天說：「我沒當叛徒，可我怕死，我把槍埋了。抗聯沒我這一號。軍長說了，怕死不當抗聯。」
姑夫說，他沒敢看老關的臉。
剛進上世紀80年代，老關就死了。因為這個原因，老關到底是抗聯還是土匪，再也沒人去弄清。
老關是腦出血，剛剛六旬，人說是喝死的。沒留下半句遺言，只是早幾年跟人說過，說他活到這個歲數，就是白饒的了。
老關說的軍長，大號汪雅臣，報號「雙龍」，1941年戰死在五常縣。老關在林子里，種了六年的地。
東北淪陷十四年，老關沒當過一天的亡國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