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胡適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看她。
望著嚴嚴實實裹著圍巾，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實，頭臉顯得很大的胡適，張愛玲也怔住了。
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這樣近，這樣衰老而可親。一九五四年七月張愛玲的《秧歌》在香港出了中文版，不久她給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寄了一本，其用意除希望獲得胡適的青睞外，恐怕也想借他之力向外界推介。因此張愛玲還隨書附有一封簡訊，這封信後來被胡適黏貼在他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里，因此得以保存下來，其原文如下：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地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來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張愛玲十月二十五後面還附有張愛玲在香港北角的英文地址。這是張愛玲和胡適的首次書信往來。胡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從上海坐船赴美的，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取道東京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止，期間在美國有整整九年的時光。據研究胡適的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胡適的暗淡歲月》文中說：「在這段期間，除偶爾回台開會演講以外，胡適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四號的一個公寓里。在這九年時間裡，唯一比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
曾經是中國白話文運動之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的擁有者，二次大戰期間，還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在全美做過多次演講的胡適，這段期間，對他而言是他一生中最苦悶、惆悵、飽受折磨與凌辱的歲月。
曾為胡適做口述歷史的唐德剛教授就回憶說：那是五十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台灣那時在一般人想像中，也只是個瘴癘滿山，蛇蠍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里，無從捉摸的「香格里拉」！乾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謀生乏術。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藉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底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敦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嘆，況胡適博士乎？曾經「冠蓋滿京華」的胡適，在此時可說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也因此夏志清先生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的序中說：「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姜貴從台灣寄他一冊《今檮杌傳》，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姜兩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里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
但胡適接到《秧歌》後卻先後讀了兩遍，並就讀後的感想寫了頗長的回信。胡適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補寫的日記上說：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她的小說《秧歌》，並附有一信。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後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一月二十五日，我發她一信，很稱讚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只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胡適此信沒有留下底稿，幸運的是這封信被保留在張愛玲的《憶胡適之》一文中。從張、胡兩人一來一往的信看來，他們的話題是繞著《醒世姻緣》和《海上花》而來的，『平淡而近自然』更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海上花》的評價。魯迅說：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聞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可見，《海上花》是聯繫他們兩人的紐帶，而其「平淡而近自然」的藝術風格，也是他們兩人共同的興趣。此後張愛玲花了許多時間從事於《海上花》的國語和英語的翻譯，其殆源於此。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提到，她從小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窗下的書桌，坐在書桌前看的。那是她最早和胡適的接觸，已是在二十年代後期了。張愛玲在文中還談到她母親黃逸梵和姑姑張茂淵曾和胡適同桌打過牌這可能是一九三年五月以後的事，當時胡適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一職，而尚未北返。其時張愛玲父母親因性情不和，而由母親主動提出離婚，母親和姑姑搬出寶隆花園洋房，改住到法租界公寓。當時因張愛玲和弟弟還隨父親住在寶隆花園，因此並沒有機會得見胡適。這之後張愛玲的母親再度出國，而胡適也於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學。；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卸下駐美大使職務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姑姑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張愛玲對胡適的崇拜還來自「五四」運動，她說：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格與佛洛依德齊名。不免聯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張愛玲這個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長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認作為五四新文化領袖的胡適的影響，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大陸的批判胡適和台灣對《自由中國》時期胡適等人的冷對，張愛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關於摩西與以色列的關係，來暗示胡適的貢獻將會在日後受到肯定。這個「同情地了解」的先見之明，張愛玲一直沒有改變過，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灣行，和作家王禎和還談到：「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她對胡適的欽佩之情，由此可見。
因此張愛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紐約不久就和炎櫻去見同在紐約的胡適。張愛玲在《憶胡適之》里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彷彿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適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記寫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g，張愛玲，auther of 《秧歌》。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澂）。此是先父後來事功的開始。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並寄銀兩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澗於日記》有石印本。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由此可見在張愛玲走後，胡適認真地查了資料，理清了張愛玲的祖父曾經幫助過他的父親胡鐵花，而胡鐵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張愛玲的祖父被貶謫到張家口時，知恩圖報地致函並接濟過他。有了這一層關係，使原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