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再度「跌跌沖沖、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這次再也沒有回頭了！
她揮別心繫的上海，揮別親人，更揮別了愛情，讓它此情可待，讓它一切成惘然。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書中說：「抗戰勝利後的一年間，我姐姐在上海文壇可說銷聲匿跡。以前常常向她約稿的刊物，有的關了門，有的怕沾惹文化漢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約稿。她本來就不多話，關在家裡自我沉潛，於她而言並非難以忍受。不過與胡蘭成婚姻的不確定，可能是她那段時期最深沉的煎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無疑是意味著和平與安全的到來，但是這種感受卻並不屬於張愛玲。她甚至在早幾個月前發表於《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蘇青》一文中，就預感到：「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將她和張資平、關露、潘予且、蘇青、譚正璧等另外十六個作家列名其上，書中列數她的「賣國行為」、「罪惡事例」，指責她在《雜誌》、《天地》、《古今》等「漢奸」刊物上發表文章，還參加一些親日性質的文化活動，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國報》主辦的「納涼會」等等，更為嚴重的指責是說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我們知道張愛玲在走紅的兩年間，作品主要發表於《新中國報》系統的《雜誌》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及由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其中除了《紫羅蘭》及《萬象》外，幾乎都是與日偽有染的文學期刊《雜誌》，其中《新東方》是由曾任汪偽政治局局長的蘇成德負責的，張愛玲投稿該刊可說是胡蘭成牽的線，而《苦竹》更是由胡蘭成所創辦的。因此作家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就說：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於文學而在於為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之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張愛玲曾明確表示「出名要早」，為了出名應當「趁熱打鐵」。論者指出，這「熱」應當是指創作衝動，而非簡單地以名利的追求而視之。在創作衝動沛然莫之能御時，正如友人龔之方所言：「張愛玲非但是寫小說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連續誕生，刊登在各種報刊上，其時上海報刊的背景十分複雜，有的是受國民黨什麼派的津貼辦的，甚至有的與汪偽有干係的，張愛玲沒有政治頭腦，因此對發表園地也不去考慮是否合適。」面對指責她將作品發表於漢奸主辦的刊物上，張愛玲並沒有任何的反駁，因為在當時除此之外，已別無發表園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時間得到廣大讀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但她筆端卻沒有寫過半個歌功頌德的文字，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當時張愛玲的好友女作家蘇青對此曾加以辯駁，亦可視為她的辯駁。蘇青說：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伕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是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無愧怍。後來蘇青更在長篇小說《續結婚十年》的扉頁題詞上寫著：「衣沾何足惜，但使願無違。」更有強力辯解的意味。面對此問題，晚近的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的看法，無疑是較中肯的，他說：「當然我們傾心讚賞大義凜然、抗戰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對於那些缺乏反抗勇氣的人，筆者不忍概以漢奸指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畢竟是少數仁人豪傑的事情，不能用來衡量普通人。如果說某些風言風語張愛玲還能保持沉默的話，對於指責她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藉以證實她的『文化漢奸』的身分時，她就不得不開口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傳奇增訂本》的發行，她寫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為自己做了辯白，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麼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我們知道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策劃召開了三次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用意是想對中國淪陷區文學實施干預和滲透，企圖將中國文學拖入「大東亞戰爭」里。
據學者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指出，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的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參加的代表來自蒙古（三名）、滿洲（七名）、中國淪陷區和日本（包括台灣、朝鮮等日本佔領區）。日本方面原本期望周作人、俞平伯、張資平、陶晶孫、葉靈鳳、高明等名人能夠參加，但實際與會的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如華東的丁丁（丁雨林）、周毓英、龔持平、柳雨生（柳存仁）、周化人、潘序祖（予且）、許錫慶，以及日本顧問草野心平，華北的錢稻孫、沈啟無、尤炳圻、張我軍和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顧問片岡鐵兵，滿洲國的古丁、爵青、小松、吳瑛，台灣的龔瑛宗、張文環等。
而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則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也是在日本東京舉行。中國淪陷區、滿洲、蒙古的代表共二十六人，除參加過第一次大會的古丁、柳雨生、沈啟無、張我軍外，還有田兵、吳郎、周越然、邱韻鐸、陶元德、魯風、關露、陳寥士、陳學稼、章克標、謝希平、陳綿、徐白林、柳龍光、王承琰、包崇新、方紀生、蔣崇義及台灣代表楊雲萍、周金波等人，而日本的代表則有百餘名。
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南京召開。據學者王向遠的資料，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長與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豐島與志雄、北條秀司、火野葦平、芳賀檀、戶川貞雄、阿部知二、高見順、奧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參加人數則高達四十六名，其中「滿洲國」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魯、疑遲、石軍、小松，還有加入了「滿洲國」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內政一，共八名；華北代表有錢稻孫、柳龍光、趙蔭棠、楊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蕭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壓」而不能出席。華中代表有陶晶孫、柳雨生、張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並非「文學者」，而是汪偽政權中的官僚政客。
列席會議的還有當時在南京的日本美術史家土方定一、詩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純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國開設書店的內山完造等人。張愛玲實未參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其實當時許多日偽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將及汪偽的熊劍東，都想借胡蘭成的引薦而得識名噪一時的張愛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絕了。儘管如此，當時的社會輿論卻大有置她於死地而後快的用意，她和漢奸胡蘭成的相識同居，一時間成為公眾謾罵的焦點。我們知道胡蘭成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由廣西倉惶來到上海，經人介紹，進入汪精衛系的《中華日報》，後為汪精衛所賞識，當上了主筆。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胡蘭成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汪系報紙，負責人為汪的親信林柏生。當編輯。據同為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