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李適喪服未除，就毅然決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換上了一個區區五品的中書舍人，如此強悍的舉動，不得不令滿朝文武感到吃驚，也不能不讓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適接下來的一系列舉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政」旋風。
——閏五月中旬，李適頒布詔書，宣布今後不再隨便接受四方上貢的各種物品，同時撤除了由玄宗創立的皇家藝術中心（梨園），遣散樂工三百多名。
——閏五月十七日，一個不識時務的地方刺史獻上一幅《慶雲圖》，以祥瑞之名諂媚朝廷、粉飾太平，李適對此深惡痛絕，下詔宣布：「朕以為，只有選賢舉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於像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之類的東西，又有哪一樣對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從今往後，一律不得進獻祥瑞。」
——數日後，李適又命人把宮內豢養的大象、豹子、鬥雞、獵犬等動物全部放逐，同時遣散了數百名宮女。
——六月初，李適下詔：「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訴狀而地方政府拒絕受理者，可直接進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狀；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訴狀，但百姓認為審理不公、對判決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聞鼓』，上訴申冤。」此詔一下，四方百姓歡呼雀躍，每天到京師擊鼓鳴冤者絡繹不絕。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剛剛回朝，就被天子李適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邊疆。此事極為突然，但明眼人卻不難知曉個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寧時，「按慣例」接受了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的重賄，計有綢緞七百匹、上等茶葉二百斤，還有數量不等的奴僕、馬匹等。天子這回拿邵光超開刀，擺明了就是要殺雞儆猴，一舉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賄賂」的這個慣例。邵光超出事後，剛剛出使各地滿載而歸的宦官們得知消息，趕緊把收受的各種貴重物品全部扔掉，一個個空著雙手回到了長安。此後的好些年裡，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沒人敢收受當地官員的賄賂。
——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隊，強行拆毀了大貪官元載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們便得知，這是新天子李適直接下達的命令。當時，四方百姓在連年戰亂中流離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將帥、當權宦官，卻竭盡人、財、物力，競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華壯麗，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費。老百姓對權貴階層的這種奢靡之風極度痛恨，紛紛咒其為「土木妖」。而德宗李適早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對這種社會現象頗為不滿，所以才有了這次剷平豪宅的舉動。當那些象徵著權貴利益的「土木妖」紛紛倒下之時，京師的百姓們頓時歡聲雷動……
就這樣，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個月里，德宗李適就用雷厲風行的手段革除了種種弊政，樹立了全新的政風，同時向帝國臣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我李適絕對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綱，中興社稷！
作為一個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適的上述舉措已經足以體現他銳意進取、矢志中興的勇氣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幾任天子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收拾乾淨，光有勇氣和信念肯定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足夠的膽識、謀略和政治手腕。
那麼，李適具備這些素質嗎？
從下面這三件事中，我們不難得出判斷。
第一件事：李適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儀的權力。
眾所周知，郭子儀是大唐帝國首屈一指的功臣，歷仕玄、肅、代、德四朝，戰功卓著，勛業彪炳。歷任天子為了獎賞他，不斷給他加官晉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時候，郭子儀兼任的職務已經多得數不清了。
在此，我們不妨羅列一張郭子儀的職務清單：司徒、中書令、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鎮北大都護、關內副元帥、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關內支度使、鹽池使、六城水運大使以及押蕃部、營田使、河陽道觀察使等等。
不難想像，對於這樣一個功高權重、身兼十數職的帝國元勛，任何一個皇帝必然都會對其生出畏懼和猜疑之心。雖然郭子儀對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謹慎，做人非常低調（否則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當初的代宗皇帝還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權力，卻始終下不了決心，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
眼下，如何「擺平」郭子儀就成了德宗李適不得不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這個事情的難度在於：雖然郭子儀本人比較厚道，但他麾下那幫將領卻沒有一個是吃素的，萬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幫將領惹毛了，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要解決這道難題，必須有一個巧妙的辦法。
經過一番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李適終於找到了一個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
一個字——分。
也就是說，必須把郭子儀手中的權力「分解」開來，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幾個主要將領頭上。如此一來，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鳥之效：既削弱了郭子儀的權力，又安撫了那些驕兵悍將，還能讓那幾個主要將領從此對德宗感恩戴德。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適下詔，尊郭子儀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書令，其餘兼職全部免除；同時，將郭子儀原來擔任的主要軍職，分別授予他麾下的三個主要將領——李懷光、常謙光、渾瑊。至此，這個困擾了代宗許多年的問題，終於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第二件事：李適成功挫敗了一起政變陰謀。
這起陰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說它不大，是因為牽涉面不是很廣；說它不小，是因為它事關「廢立」，直接威脅到了李適的皇權。
陰謀的策劃者有兩個：一個是兵部侍郎黎幹，一個是高階宦官（特進，正二品）劉忠翼。據稱，黎幹為人「狡險諛佞」，而劉忠翼則是「恃寵貪縱」，兩個人沆瀣一氣，內外勾結，很早就企圖干預代宗「立後」和「立儲」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適尚未被立為太子，別有用心的黎幹和劉忠翼就極力勸說代宗，讓他立獨孤貴妃為皇后，再立獨孤氏的兒子韓王李迥為太子。但是代宗沒有受他們的蠱惑，而是冊立了長子雍王李適。
李適即位後，黎幹和劉忠翼惟恐遭到報復，遂惶惶不可終日。當時長安坊間紛紛傳言，說黎、劉二人日夜密謀，企圖發動政變。李適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便派人暗中監視二人的一舉一動。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的一個黃昏，黎幹又乘坐一頂小轎悄悄進入劉忠翼的府邸，與他密談多時，至當天深夜才離去。德宗李適得到密報後，立刻採取行動，命有關部門將黎幹和劉忠翼逮捕。經過審訊，黎、劉二人對自己的政變陰謀供認不諱。李適大怒，當即開除二人的官籍，並終身流放邊地。
閏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劉忠翼剛剛走到藍田（今陝西藍田縣），李適就命人追上了他們，宣詔將二人賜死。
第三件事：李適不動聲色地從宦官手中奪回了禁軍兵權。
肅、代之際，大唐帝國有兩大亂象最為引人注目，一個是藩鎮叛亂，還有一個就是宦官擅權。這兩大亂象是相輔相成的。正是由於此起彼伏的藩鎮叛亂讓李唐天子對武將逐漸喪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軍兵權交給宦官，沒想到卻因此導致了宦官的恃寵擅權；而宦官掌握宮禁大權後，為了鞏固權位，又回過頭來勾結各地藩鎮，致使那些跋扈藩鎮越發驕縱難制。
代宗一朝，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權宦先後掌控禁軍，又因恃寵擅權而先後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所以總是治標而不治本——往往是舊一代的權宦剛剛倒下，新一代的權宦便又強勢崛起。
總之，宦官雖然走馬燈似地換，但宦官擅權的問題卻始終如故。
李適即位時，面對的當權宦官是王駕鶴。此人繼魚朝恩之後崛起，時任神策都知兵馬使、左領軍大將軍，「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對於陰魂不散的宦官擅權問題，李適自然也是深以為憂。同時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無法徹底解決宦官問題，是因為他始終不敢把禁軍交給武將。
可是，為什麼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將都不可信任，為什麼不變通一下，索性把禁軍交給文臣呢？
在李適看來，要徹底解決宦官擅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禁軍交給文臣！
為此，李適一上台，就開始在文官中尋找合適的人選。
最後，他鎖定了司農卿白秀珪。
嚴格來講，白秀珪並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帳下擔任幕僚，做事細心勤勉，並且頗有心計。李光弼對他非常信任，將其引為心腹，時常讓他參決軍政大事。
這樣一個人，其實最符合李適的用人標準：首先，他熟悉軍旅事務，又沒有一般武將桀驁不馴、驕橫霸道的習氣；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