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德宗。
新天子登基，該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喪。
在古代，服喪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傳下來的禮法，無論哪個人遭逢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學名叫「丁憂」。也就是說，不管你當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實實回家去丁憂三年，除了吃飯睡覺看書寫字之外，幾乎啥事也不能幹。
可是，這事要是擱在皇帝頭上，就有點不太靠譜了。
道理很簡單：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別人還可以替他處理政務；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誰來替他君臨天下？
為了解決這個不靠譜的問題，大概從漢文帝開始，就有了一個從權變通的辦法，把皇帝的服喪時間從三年縮短為象徵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個月）。唐朝自高宗以後，都遵照這個辦法執行，到了玄、肅二朝，更進一步縮短為二十七天。代宗臨終之前，也在遺詔中表示，新君服喪二十七天，帝國各級官員則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總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後該幹嗎幹嗎去，別耽誤了工作和學習，當然也別耽誤了娛樂。
代宗這個遺詔顯然是通情達理的，滿朝文武極力擁護，都表示要堅決執行。
可是，偏偏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所有官員都必須跟新君一樣，服滿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這個人就是宰相常袞。
常袞是代宗晚年頗為倚重的大臣，和當時的名臣楊綰同時入相，可楊綰沒多久就病逝了，於是常袞就成了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袞之前，當政的人是弄權宰相元載。眾所周知，元載這傢伙是出了名的腐敗，不僅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而且總是變著法兒損公肥私。比如當時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載嫌飯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東西必須跟皇帝一樣，而且每頓都要準備十個人的量。除此之外，還要求朝廷給宰相及公卿大臣們發放特別津貼——每年綢緞三千六百匹。代宗雖然心裡不滿，但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隨後，這兩項待遇就形成了慣例。
常袞上台後，為了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就主動向代宗提出：「朝廷發給宰相和大臣們的餐費已經足夠了，應該讓御膳房停止供應膳食。」代宗很高興，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袞又建議廢除特別津貼，結果一下子就犯了眾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們雖然厭惡元載，但沒有人會厭惡特別津貼。說白了，當初大夥沒跟著元載吃肉，至少還能跟著混口湯喝，可如今你常袞一來，就讓大夥勒緊腰帶喝西北風，你憑什麼呀？
此議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常袞只好閉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後，公卿百官都在背後大罵常袞，說：「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為了養廉，你如果自認無能，對不起這份高薪，那就乾脆辭職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辭薪呢？
就這樣，常袞一上台就把同僚們都給得罪了，史書對他的評價是：「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可是，常袞真的不會做人嗎？一個混了大半輩子官場、最後混到首席宰相的人，會連最起碼的團結群眾都不會嗎？
其實，常袞之所以觸犯眾怒，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人，而是因為他太急於在皇帝面前表現自己了，從而不自覺地損害了百官的利益。
換言之，常袞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卻又流於虛偽和矯情。
代宗駕崩後，常袞的虛偽和矯情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按照禮制，滿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靈前致哀。常袞或許是感懷於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急於給新君李適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總之每天都在靈堂上哭得稀里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這一天，常袞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隨從慌忙跑上去攙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於忍不住了，指著常袞對眾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眾揶揄，常袞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著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適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袞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百官聞言，心裡都在問候常袞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袞的權威，冷笑著說：「先帝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詔，一律服喪三日。」
常袞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並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袞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於心何忍，於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麼說，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隨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麼不能改的？」
常袞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袞肆意曲解遺詔。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適冷冷地看著這一幕，心裡大為不悅，隨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袞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眾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爭嗎？
如果你這麼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爭。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只是政客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掛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僕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勛，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到了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將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別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歷，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戰爭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階官員，讓他們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的起因。
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權宰相元載；四月，楊綰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常袞以門下侍郎銜入相；七月，楊綰突然病逝，隨後中書侍郎一職便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在此情況下，崔祐甫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書省的政務，無形中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長官，雖無其名，卻有其權。
與此同時，常袞也取代楊綰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來，區區中書舍人崔祐甫是沒有資格掌管中書省的，於是很快就接管了中書省的政務。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當然是憤憤不平。
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報了一則祥瑞，說他一個部屬的家裡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