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初名王訓，太原人，出身於軍旅家庭，父親王海賓是開元年間抗擊吐蕃的一員驍將，官任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善戰聞名於隴西一帶。開元二年七月，唐軍與吐蕃軍隊在渭州（今甘肅平涼市）附近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會戰，王海賓任先鋒，在渭州西面的武階驛與敵軍遭遇，經過一番苦戰，大破吐軍前鋒，殺獲甚眾。
吐蕃軍隊迅速反撲，出動主力將孤軍深入的王海賓部團團包圍。形勢危急之時，後方的唐軍諸將因嫉妒王海賓的軍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動。王海賓力戰多時，終因寡不敵眾而壯烈殉國。其後，唐軍主力才乘勢發動反攻，大破吐蕃軍隊，斬首一萬七千級，繳獲戰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
戰後，玄宗感念王海賓的忠勇，追贈其為左金吾大將軍。
王海賓為國捐軀的這一年，王訓年僅九歲，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宮中撫養，並授予朝散大夫、尚輦奉御之職，賜名忠嗣。正所謂將門出虎子，王忠嗣長大後，為人英武沉毅，穩重寡言，並熟讀兵書，謀略過人。玄宗經常召見他，與他談論兵法，王忠嗣「應對縱橫，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讚歎：「爾後必為良將！」（《舊唐書·王忠嗣傳》）
開元中期，王忠嗣進入軍界，先後效力於河西節度使蕭嵩、朔方節度使李禕麾下，因勇猛善戰，屢立戰功，歷任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代州都督等職，賜爵清源縣男，並賜紫金魚袋。開元末，因軍功顯赫升任河東、朔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又兼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都督，其後率部北伐突厥，數戰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虜不敢入」。隨後因功加授左武衛大將軍。
天寶四年，又兼攝御史大夫，進爵清源縣公。
王忠嗣年輕時頗以勇猛善戰自負，但是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尤其是在擔任節度使之後，其性格中沉穩持重的一面就顯露出來了。他常說：「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眾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舊唐書·王忠嗣傳》）
很顯然，王忠嗣並不是一個好勇鬥狠、頭腦簡單的武夫，而是一個擁有政治眼光的軍事家。他深知，戰爭只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手段，並不是軍人從軍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為個人撈取功名利祿的工具。換言之，作為一個帶兵打仗的將軍，他並不缺乏勇悍的作風，但是作為一個身兼數職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須從政治、經濟、國防、民生等多個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戰爭。
王忠嗣有一張重達150斤的漆弓，但從來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為了表明自己決不輕易使用武力。不過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軍功，普遍存在好戰情緒，不見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並沒有一味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而是經常在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出擊。
但是，王忠嗣從不打無把握之戰。每次出戰之前，他都會派出大量間諜深入敵境，詳細掌握敵方的各種情報，然後制訂極具針對性的作戰計畫，最後再發兵奇襲。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己方傷亡，而且幾乎能夠做到每戰必勝。在這種有勇有謀的長官手下打仗，官兵們當然都非常樂意。
然而，儘管王忠嗣的軍事思想於兵、於民、於國都是有利的，可卻與另外一個人的軍事思想產生了衝突。
這個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過從開元中後期開始，李隆基就逐漸拋棄了姚崇當年提出的「不幸邊功」的執政方略，變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開疆拓土，鷹揚國威。按理說，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擁有這樣的思想和心態並不能算錯，可問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軍隊必然會為了邀功而滋生好戰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續，而有可能變成一匹脫韁的野馬，失去理性的駕馭，最後為百姓和國家帶來不必要的戰爭災難。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就說隋煬帝楊廣，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態的驅使下，才把隋帝國變成了一輛瘋狂的戰車，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滅。
也許，正是鑒於這樣的歷史教訓，王忠嗣才會逐漸形成以防禦為主的穩健的戰略思想。可遺憾的是，這樣的穩健最後必然會被玄宗視為保守和消極，也必然會與玄宗的激進思想產生衝突。
天寶五年，皇甫惟明因韋堅案遭到貶謫，其河西、隴右節度使之職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時間，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以來，未之有也」。（《舊唐書·王忠嗣傳》）
天寶初年，唐帝國總共設置了九大節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佔去了四個，實在是有夠拉風。面對如此拉風的王忠嗣，有個人自然會感到強烈的威脅。
這個人就是李林甫。
從開元中期以迄天寶，許多人都是因為建立邊功、受到玄宗賞識，從而出將入相、位登宰輔的，如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牛仙客，以及後來差一點入相的安祿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節度，聲勢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經沒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入朝拜相了。
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麼好對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所以，他必須未雨綢繆，儘早將王忠嗣擺平。
可是，王忠嗣戰功顯赫，治軍嚴整，既不貪贓納賄，也不剋扣兵餉，幾乎一點毛病都沒有，而且備受玄宗器重——這樣的一個強人，要如何才能擺平？
一開始，李林甫確實是絞盡腦汁也無從下手，直到天寶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現，李林甫才終於抓住了王忠嗣的軟肋。
石堡城，位於今青海省湟源縣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邊陲重鎮。此城是唐軍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進軍河隴的必經門戶。從高宗時代起，一直到開元、天寶年間，這裡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爭之地。雙方在此反覆爭奪，數度易手，用無數士兵的鮮血和屍骸，不斷向世人證明著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開元十七年春，朔方節度使李禕以一場奇襲拿下石堡城，從此，唐軍的旗幟在這裡飄揚了將近十三年，至開元二十九年年底，重新被吐蕃攻佔。
這幾年來，玄宗無時不在想著奪回石堡城，無時不在想著如何報仇雪恥，彰顯國威。到了天寶六年十月，玄宗終於下了一道詔書給王忠嗣，命他制訂一個奪取石堡城的作戰計畫。
在王忠嗣看來，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勢異常險峻，三面皆為斷崖，唯有一條石徑蜿蜒可上，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幾年來，吐蕃不僅在此屯駐重兵，而且構築了極為堅固的防禦工事，若要強攻，至少要犧牲數萬唐軍將士的生命，實在是得不償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議在石堡城後方的積石山一線構築防禦縱深，阻止吐蕃軍隊向東挺進，然後再厲兵秣馬，靜待反攻時機。
奏疏呈上，玄宗大為不快。
王忠嗣啊王忠嗣，沒想到你也有消極怯戰的時候。是不是朕給了你太多的榮華富貴和功名利祿，反而把你寵壞了？讓你變得銳氣盡喪、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會叫別人打，總而言之一句話——石堡城非打不可！
當時，有一個叫董延光的將領貪功心切，遂自告奮勇要求出戰。玄宗大喜，立刻將任務交給了他，並下令王忠嗣撥給他數萬兵馬，同時全力配合他的作戰行動。王忠嗣萬不得已，只好採取消極怠工的態度，對董延光虛與委蛇，一再敷衍。部將李光弼勸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憤然道：「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舊唐書·王忠嗣傳》）
後來，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責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狀，說王忠嗣阻撓他的軍事行動，才導致任務失敗。
玄宗勃然大怒。
就在這個時候，李林甫不失時機地出手了。
由於王忠嗣生長在宮中，與太子李亨從小一起長大，關係親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說他之所以違抗聖命，消極避戰，目的就是為了保存實力，然後再擁兵尊奉太子。
尊奉太子幹什麼？
當然是篡位登基了。
玄宗聞奏，真是氣不打一處來，當即下詔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權，並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會審。
很顯然，李林甫在這起案件中採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韋堅案一模一樣，都是一邊剷除威脅他地位的政敵，一邊把火引向東宮，打算藉機扳倒太子。
上次是企圖一石三鳥，這次是準備一箭雙鵰。
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盤再次落空了。
三法司剛一開審，玄宗就給這起案件定了調子。他說：「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資治通鑒》卷二一五）明確宣布此案與太子無關，只須追究王忠嗣阻撓軍事行動的罪責。
雖然這些年來，玄宗對李林甫打擊異己的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