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向權力的巔峰 長孫無忌的悲劇:不懂得及時放手

顯慶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剛出生三個月的李顯被封為周王(武后次子李賢已於永徽六年封為潞王);稍後,蕭淑妃的兒子雍王李素節被降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貶至更偏遠的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擔任都督;幾天後,中書侍郎、參知政事李義府升為中書令。

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難發現,在這一系列人事變動的背後,都有皇后武媚的一隻纖纖玉手在撥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識到時機成熟,開始對長孫一黨正式發難。

許敬宗、李義府這一對忠實鷹犬再次衝鋒在前。他們聯名上奏,稱侍中韓璦、中書令來濟與被貶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結,所以故意把禇遂良從潭州調到桂州;而桂州是軍事重地,可見韓、來二人是要以禇遂良為外援,「潛謀不軌」。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詔,將韓璦貶為振州(今海南三亞市)刺史,來濟貶為台州(今浙江臨海市)刺史;同時,再度將禇遂良貶為愛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將柳奭貶為象州(今廣西象州縣)刺史。

至此,長孫一黨被斥逐殆盡,只剩下一個光桿司令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無比悲哀地發現,自己就像是一隻被剪除了羽翼的蒼鷹,再也不能翱翔於權力之巔了。

他比誰都清楚,貶謫流放的命運很快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無能為力。

從永徽六年的那場君臣博弈中敗下陣來之後,長孫無忌就意識到大勢已去了。無論他和他的親信們曾經建立了一個看上去多麼堅固的權力堡壘,可它終究是一座沙堡。

因為,倘若沒有君權的支持作為根基,外表再強大的相權,其實質也是脆弱的。除非這種相權具有取代君權的野心,而且確實也凌駕了君權。可長孫無忌顯然沒有這種野心和傾向,雖然自從高宗即位以來,他就一直表現得很強勢,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權而已,並沒有像歷史上很多權臣那樣完全凌駕於君權之上,或者動不動就擅行廢立。

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孫無忌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覺不自覺地讓渡出去的。雖說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關係,但這種讓渡在任何政權過渡期間和新君年少的情況下,都屬於正常現象,並不能全然歸咎於李治的弱勢或長孫無忌的強勢。

既然長孫無忌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屬於李治的,那麼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識到這種權力的讓渡對自己構成了威脅,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權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觀條件又已成熟,他就隨時有可能把權力收歸己有。

因此,長孫無忌的悲劇可以說是註定的。

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這就像一個自以為高明的馴獸師,把一隻幼獅放在籠子里飼養,雙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獅子長大了,馴獸師卻對此渾然不覺,或者故意視而不見,依然把它當成沒有能力又需要保護的幼崽。這時候恰好又有一隻母獅子來到了籠子邊,不斷鼓勵籠中獅去勇敢地追求自由,這隻獅子就有可能憤然而起,和母獅子聯手撕破鐵籠,並最終咬死這個自以為高明的馴獸師。

所以,長孫無忌的真正錯誤並不在於從李治手裡拿走了太多權力,而是在於他沒有及時把這些權力歸還給李治。

他把暫時由他保管的東西,誤以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兩條真諦,一條叫該出手時就出手,另一條叫該放手時就放手。

長孫無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後者,對權力過度迷戀,不懂得及時放手,最終當然要為此付出代價。

被一貶再貶的禇遂良來到迢迢萬里的愛州後,預感到這個邊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終點。追憶往日榮華,禇遂良不禁悲從中來。

他遙望長安,黯然提筆寫下了一生中的最後一道奏疏:「從前,魏王泰與太子承乾爭奪儲位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當時,岑文本、劉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爭,皆陛下所見。後來,臣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臨終,只有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突遭巨變,不勝哀慟,臣以社稷為由寬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頸。當時,臣與無忌處理政務,毫無缺失,僅用數日時間就安定了內外局勢。臣力量很小,而責任很重,動輒招致罪愆,就像一隻卑微的螻蟻,僅余殘生,乞請陛下哀憐!」

禇遂良在奏疏中處處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長孫無忌的功勞。然而,在高宗李治看來,如果說他和長孫在貞觀末年確有大功的話,這樣的功勞也早已被他們在永徽年間的居功自傲、大權獨攬徹底毀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諫,禇遂良當面揭穿了天子隱私,讓李治彷彿在眾人面前裸奔了一回,這種羞辱讓李治無論何時都不會忘記。

不管禇遂良自認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為其所動。

結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點消息都沒有。

一年後,亦即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終於在無盡的失落和憂憤中閉上了眼睛,終年六十三歲。

隨著長孫一黨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親信迅速躋身帝國的權力中樞。顯慶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許敬宗終於如願以償,繼李義府之後晉陞為中書令;同日,還有一個叫辛茂將的大理卿也獲得晉陞,兼任侍中。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終於圖窮匕見,授意許敬宗對長孫無忌發動了最後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擊。

許敬宗採取了不擇手段的方式,隨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謀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長孫無忌頭上。

當時,許敬宗和辛茂將剛好在會審一個案子,情節很簡單,就是一個叫李奉節的洛陽人指控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結朋黨。韋季方和李巢被捕後,許敬宗在審訊過程中可能動用了一些刑訊逼供的手段,韋季方不堪忍受,企圖自殺,結果自殺未遂。

本來這起案件和長孫無忌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可許敬宗卻靈機一動,突然上奏說,韋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殺,並不是因為交結朋黨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隱情。

什麼隱情?

許敬宗稱:「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資治通鑒》卷二百)意思是說,韋季方企圖勾結長孫無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親國戚,使朝政大權重新回到長孫無忌手中,然後伺機發動政變;只因事情敗露,韋季方才畏罪自殺。

案情發展到這裡,當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朋黨案的範疇,變成了性質嚴重的謀反案。

而涉嫌謀反的主犯就是當朝太尉、天子舅父長孫無忌。

很顯然,許敬宗對長孫無忌的控告並沒有任何真憑實據,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誣陷之詞。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遺愛案,如今這起案件就絲毫不讓人覺得奇怪了。許敬宗的手法,與長孫無忌當年一手炮製的房遺愛案如出一轍。

也就是說,許敬宗是在照著葫蘆畫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聽到長孫無忌涉嫌謀反的消息時,高宗李治作出大驚失色的表情,說:「怎麼會有這種事?舅父遭到小人離間,小小的猜忌可能會有,何至於謀反呢?」

許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長孫無忌反狀已露,陛下卻猶然懷疑,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淚,說:「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天元舅還是這樣,讓朕無顏面對天下之人。此事若屬實,該如何處置?」

許敬宗說:「房遺愛乳臭小兒,與一女子謀反,能有什麼作為!可長孫無忌就不同了,他追隨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擔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發動,陛下派誰抵擋?如今幸賴宗廟有靈、皇天嫉惡,從一件小事引出一個大奸,實乃天下之慶。臣現在擔心的是,長孫無忌知道韋季方自殺未遂,情急之下發動政變,攘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願陛下速作定奪!」

李治半晌無語,最後讓許敬宗再深入調查,以期掌握確鑿證據。

許敬宗不負天子所望,連夜突審韋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稟報。他說:「韋季方昨夜已經對他的罪行供認不諱,承認和長孫無忌一同謀反。臣又問韋季方,無忌是國之至親,累朝受寵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韋季方供稱,韓璦私下曾經對長孫無忌說:『當初柳奭、禇遂良曾勸您一起擁立梁王為太子,如今太子被廢,皇上必然對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長孫舅父高士廉之子,顯慶元年十二月被貶為益州長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證明。』長孫無忌聽韓璦這麼說,不免憂愁恐懼,於是極力謀求自安之計。後來他看見長孫祥(長孫無忌的族侄,由工部尚書任上出為荊州長史)又被貶謫,韓璦等人也接連獲罪,便日夜與韋季方一起密謀,準備反叛。」

說完這些,許敬宗最後作出了總結陳辭:「臣依照韋季方的口供深入調查,發現均與事實吻合,請陛下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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