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緊繼房遺愛謀反案之後，大唐朝廷的最高決策層也發生了重大的人事變動。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員是：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員構成和相應職位已經變成：
從這兩張名單的變化上，我們可以發現長孫無忌的權勢已經達至巔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為在前一張名單中，九個宰相中起碼還有四個（李勣、高季輔、宇文節、張行成）不是他的親信；可在第二張名單中，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個宰相都是唯長孫無忌馬首是瞻的人。
變化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在新名單上，高季輔、宇文節、張行成這三個人消失了。其中，宇文節因房遺愛案被流放，張行成於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輔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長孫無忌，凡是他看不順眼的人，要麼被迫出局，要麼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滿心歡暢。
其次，有一個新人赫然出現在了新名單上，他就是崔敦禮。我們都還記得，此人曾代表長孫無忌出面，強硬地拒絕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請求。鑒於他有如此「優異」的表現，其光榮升遷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最後，在整個宰相團的人事變動中，基本上所有變化都是由長孫無忌的意志所決定的，可還是有一個小小的變化，顯然並不符合長孫無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職位變動——從原本的開府儀同三司，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這一變化的人當然就是高宗李治。這點小小的變化雖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對高宗李治而言實屬意義重大。
要看清這層意義，還得從李勣在貞觀末年的仕途沉浮說起。
眾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還是晉王的時候，李勣就是他的舊部。當時李治遙領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長史，由於李治並不到任，所以實際政務都是由李勣負責，可見李勣與李治的關係本來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為這層關係，所以在貞觀十七年的奪嫡之爭中，李勣才會成為力挺李治的三大幹將之一。也是因為這層關係，所以李治被冊立為太子後，太宗李世民就馬上任命李勣為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並且對他說：「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其對李勣的信任之情溢於言表。不久以後，在一次宴會上，太宗又以一種鄭重其事的口吻告訴李勣：「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舊唐書·李勣傳》）
這顯然就是在託孤了。面對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當場表示絕不辜負天子重託，並咬指出血，以示堅貞不渝之意。稍後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還脫下龍袍親自披在李勣身上。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臨終之前，特意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將李勣貶為疊州都督，然後讓李治在即位之後將他擢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藉此強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當月就擢升李勣為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讓他進入了宰相班子；幾個月後，又正式拜李勣為尚書左僕射。
回顧李勣在貞觀末年的政治際遇，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李勣自身的資歷和能力而論，還是從太宗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來看，李勣都是後貞觀時代當之無愧的第二號重臣。也就是說，在永徽一朝的滿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數的託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個可以和長孫無忌相提並論並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雖然不一定有讓李勣與長孫無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許也會料到，他身後的政局不可能永遠是鐵板一塊。所以，物色一個像李勣這種絕對忠於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長孫無忌的託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臨終之前苦心孤詣布置好的這枚棋子，卻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選擇主動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權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買土地案爆發的幾天前，李勣就頻頻向高宗提交辭呈。在李勣「固求解職」的情況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僕射之職，仍保留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務，並另行授予「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
對於李勣的主動隱退，李治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李治也只好這麼做。
雖然李勣還掛著一個「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宰相銜，名義上仍然可以參與朝廷的最高決策，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所有宰相裡面最沒有發言權的一個。因為一旦沒有在三省六部里擔任實職，參與決策時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實際的有分量的意見，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個「開府儀同三司」的頭銜來說，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純粹是一個虛銜，基本上是給那些過了氣的功臣元勛養老用的。誰要是掛上這個頭銜，誰在政治上就徹底靠邊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齡和能力而論，他實在不應該這麼早就靠邊站。
可問題在於，這是李勣自己的選擇，並非高宗的意願。
那麼，李勣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
答案很簡單——迫於長孫無忌的壓力。
永徽元年，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後期那種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於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開國元勛、顧命大臣、首席宰相，從而決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獨一無二的權威和影響力。要與長孫無忌同朝為相，你要麼主動向他靠攏，要麼遲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這一切，李勣看得比誰都清楚。
所以他寧願選擇隱忍和退讓。
但是，隱忍不等於怯懦，退讓也不代表無能。
這是策略，是戰術，是避敵鋒芒、保存實力！
事後來看，李勣的做法無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遠離權力鬥爭的漩渦，那麼很難保證他不會在隨後的房遺愛謀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連。
或許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當高宗李治意識到長孫無忌的權勢正在極速膨脹，而自己卻日漸陷入大權旁落、任人擺布的困境中時，他才會突然間明白李勣當初主動隱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領悟李勣保存實力的政治智慧。與此同時，李治當然也會回想起太宗當年給他安排這個輔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決定讓李勣復出，把他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司空，顯然是希望他對長孫無忌形成制衡。誠然，司空也仍舊是個沒有實際職權的榮譽銜，但是鑒於其階位僅次於身為太尉的長孫無忌，並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託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當於恢複了李勣朝廷二號重臣的身份。
同時，李勣的這個職位變動也未嘗不是一個政治信號，它意味著——在長孫無忌高歌猛進、節節勝利的權力擴張中，高宗李治終於藉助李勣的復出，對長孫無忌實施了一次反擊。
雖然此次反擊是李治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極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長孫無忌的警覺），但是，假如李治連這一點微弱的反擊都做不到的話，那麼帝國的整個最高決策層就會變成清一色的長孫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復出對於高宗李治而言，實在是具有生死攸關的重大意義。
有了李勣這樣一個可以信任和依託的力量（儘管是整個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藉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醞釀自己的突圍行動——從大權旁落、任人擺布的困境中，從長孫無忌編織的那張黑色巨網中一步一步地突圍！
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天子的突圍行動中，尤其是在李治準備冊立武媚為皇后的關鍵時刻，李勣果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長孫無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數第二。這個差別顯然是巨大的，因為它並不是學校班級的座位號，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徵著一個從政者的資歷、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同時也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為司空的不久以後，命人重新繪製了李勣的畫像，並且親自提筆作序。
在畫像的序贊中，李治說：「朕以綺紈之歲，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則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飾丹青！」（《李勣墓志銘》）
李治這段話顯然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政治信號。因為長孫無忌、禇遂良與李勣同為顧命大臣，可高宗卻獨獨對李勣說「所寄斯重」「惟公而已」，這樣的表述當然是意味深長的。
對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領神會。
那麼，面對天子如此「偏心」的態度和話語，長孫無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遺憾，他沒有任何感想。
因為他毫無警覺。
此時此刻，長孫無忌正揚揚自得地品嘗著獨攬朝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