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後的第一個年號，徽是標幟、美好之意，也象徵著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遺訓，高舉貞觀之治的偉大旗幟，讓大唐帝國江山永固，永遠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這種理想的指引下，年輕的李治躊躇滿志地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給他留下的兩個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禇遂良也在他們的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史稱他們「同心輔政，上（李治）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徽時代也可以稱為後貞觀時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國馬車在貞觀時代開創的寬衢大道上筆直地向前賓士，沒有人感覺有什麼不妥。
唯獨有一件事情，讓高宗李治的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那就是晉州（今山西臨汾）地震。
從貞觀二十三年八月開始，晉州地區就頻頻發生地震，僅第一次就倒塌了眾多民房，壓死了五千餘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晉州又接連地震，「有聲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晉州是大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晉王時的封邑，如此龍脈所系之地，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接二連三地發生地震，這對剛剛君臨天下的李治而言，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認為，大自然一旦發生災變，或者發生什麼奇異現象，一定是人事出了問題，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問題。所以當高宗李治針對此事詢問他的東宮舊僚、時任侍中的張行成時，老臣張行成就直言不諱地吐露了他的隱憂：「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舊唐書·張行成傳》）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於八個字：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如果放在許多年後來看，張行成所說的這八個字無疑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因為前四個字說的就是幾度浮沉而最終崛起的女人武曌，後四個字說的就是權傾一時而最終垮台的元老重臣長孫無忌。
當然，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帝國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預見未來發生的一切，但這並不等於他會對張行成的一番直言無動於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尤其是「大臣陰謀」四個字，更是有如一聲驚雷炸響在他的耳邊。
究竟是什麼樣的大臣，又將製造出什麼樣的陰謀？
李治對此憂心忡忡，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遠慮，以杜未萌！」
張行成說的是對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隱藏著怎樣巨大的隱患，自己都必須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並且想辦法把隱患挖出來！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樣，命群臣上疏進諫，直言朝政得失。隨後，李治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舊唐書·高宗本紀》）
天子的詔命一下，群臣的上書立刻像雪片般飛來。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們的奏疏雖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陳詞濫調。李治真正關心的問題，沒有人提出隻言片語。
就在李治大感不滿的時候，一樁突如其來的案件，似乎讓他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這是一樁彈劾案，被彈劾的對象是時任中書令的禇遂良。
發起彈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御史韋思謙，他們指控禇遂良「抑買土地」。所謂抑買，就是壓低價格強行購買；被強買的是一個胡人，其時在中書省擔任翻譯，是禇遂良屬下的一個小職員。
此案的性質一目了然，只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麼是禇遂良仗勢欺人、以權謀私，要麼就是他以「抑買」的方式變相收受下屬的賄賂。而無論是哪一種，禇遂良顯然都已觸犯了法律。根據《唐律》，官員枉法求財者，可處以三年以下徒刑，並追還贓物；情節特別嚴重者，最高可處以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後，大理寺丞張山壽經過查實，很快就作出判決：罰禇遂良銅二十斤（按《唐律》，罰銅二十斤相當於徒刑一年）。
這個判決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案情屬實，禇遂良確實觸犯了相關法律；二，量刑結果是以罰代刑，基本上屬於一種象徵性處罰，明顯有從輕發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這個顯然已經屬於從輕發落的判決到了大理寺少卿張睿冊那裡，卻仍舊被視為量刑太重。張睿冊馬上推翻了下屬張山壽的判決，改判禇遂良無罪；理由是他購買土地的價格是按照國家的徵收價，並不算強買強賣，當然也就不存在什麼涉嫌受賄的問題了。
如果說張山壽的判決已經有輕描淡寫之嫌，那麼張睿冊的改判則是赤裸裸的官官相護了。監察御史韋思謙義憤填膺，當即上奏抗辯。他認為：「國家徵收土地是一種政府行為，而官員們的私下交易純屬個人行為，豈能按國家徵收價執行？張睿冊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諂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當誅！」
在弄清基本事實並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後，高宗李治採納了首席宰相長孫無忌的建議，作出了最終裁決——將禇遂良和張睿冊一起貶職。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為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刺史，張睿冊被外放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刺史。
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買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經了結，但是李治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
首先，禇遂良是當朝宰輔，又是太宗皇帝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如今卻觸犯法律，不得不被貶出朝廷，李治實在是有些於心不忍；其次，這個案件本身的性質並不嚴重，可是在審理過程中卻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司法官員似乎都在有意袒護身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張胆地維護他。
這個現象頓時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覺——莫非朝中隱然已有朋黨跡象？莫非張行成所說的「大臣陰謀」，已經在此露出了端倪？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或者說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李治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閏九月，與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進行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
這番君臣對話表面上波瀾不驚，雙方都顯得和顏悅色，可實際上卻暗藏機鋒，充滿了弦外之音。
話題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說：「朕廣開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對朝政有益的意見，以備擇用採納，可為何一直以來上疏雖多，但卻一無可用呢？」
長孫無忌從容自若地說：「自從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清明，法律齊備，既無遺漏，更無缺失，所以，那些企圖通過進言獲得超擢任用的僥倖之徒，自然是無從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會看不到對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論。當然了，無論如何，廣開言路還是有必要的，或許偶爾能聽到一些真知灼見，倘若杜絕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達了。」
長孫無忌一番話說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卻聽得很不是滋味。
誰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權全部掌握在長孫無忌手裡，所以，與其說他這番話是在誇高宗治國有方，還不如說他是在誇自己輔政有術。說什麼政治清明，說什麼法律齊備，把朝政誇得完美無瑕，到頭來還不都是在誇你自己嗎？
況且，李治的政治經驗雖然還不太豐富，但他也不是一個一無所知的笨蛋，最起碼他知道當下的政治存在問題。可讓他滿腹疑惑的是，長孫無忌為何要極力否認並掩蓋這個事實呢？早日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嗎？除非問題就出在這個企圖掩蓋問題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們公然袒護禇遂良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禇遂良與長孫無忌的關係更是眾所周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臣們真正忌憚的也許並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後的長孫無忌。進而言之，如果說大臣們已經在朝中結成了一個朋黨，那麼這個朋黨的領袖也必然是當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
思慮及此，李治決定繼續往下追問。
他現在關心的已經不是長孫無忌能否給他答案了，而是長孫無忌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回答他的問題。
李治若無其事地瞥了長孫無忌一眼，淡淡地說：「朕最近聽說，朝廷有關部門在辦事的時候，大多講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聞？」
長孫無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說：「講面子，講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難免，但是在聖賢教化之下，人的私慾就會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