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際，朝鮮半島上共有三個國家：高麗、新羅、百濟。
高麗為高句麗之簡稱，是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扶餘人於西漢末期建立的一個政權，其疆域東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兩千里，大抵包括今遼寧東部、吉林南部和朝鮮半島的北部與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麗與後來的王氏高麗根本不是一回事，無論從歷史淵源、疆域範圍還是從民族構成來看，兩者之間都毫無本質聯繫。古代高麗是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領土有三分之二在遼東，即今天中國的遼寧省東部，朝鮮半島的地盤實為擴張所得。而王氏高麗則是在古代高麗滅亡二百多年後創立的王朝，其創立者王建也根本沒有高句麗族的血統。王建在《十誡書》中自稱：「朕賴三韓山川陰佑，以成大業。」可見王建是三韓人，與古代的高麗人毫無關係。（所謂三韓人，是朝鮮半島南部古代居民的總稱，包括馬韓、辰韓、弁韓三支；三韓人是後來朝鮮半島居民的主要來源。）
然而可笑的是，現代韓國為了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也為了掩蓋其歷史文化資源相對匱乏的事實，不惜歪曲並捏造歷史，硬是把高句麗人認作自己的老祖宗，把古代高麗說成是韓國人在歷史上建立的政權，甚至把中國東北說成是韓民族曾經活動過的歷史舞台。
朝鮮半島的另外兩個國家——新羅和百濟，分別位於半島南部的東面和西面，國土面積比高麗小，實力稍弱。三個國家長期處於三足鼎立的狀態，相互之間矛盾重重，經常爆發戰爭。
儘管它們自古以來同是中國的藩屬國，自兩漢以迄魏晉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接受冊封，可自從隋文帝時代起，高麗就開始屢屢挑戰隋朝宗主國的地位，不但「驅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遼西，而且南征新羅和百濟，大有強力擴張之勢。
蕞爾小國竟然也敢蔑視天朝權威，企圖稱霸一方？
這當然令人無法容忍！
於是隋朝便先後對高麗發動了四次規模浩大的遠征。其中隋文帝曾發兵三十萬討伐，但卻因瘟疫流行、糧草不繼和自然災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結果未及與高麗交戰便損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煬帝時代，好大喜功的楊廣更是連續三次親征高麗，僅第一次出動的軍隊就多達一百一十三萬餘人，後兩次據稱也都在百萬人以上，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煬帝的三次遠征全部鎩羽而歸！
最後一次儘管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可付出的代價卻極為慘重。
而更讓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麗竟然成了隋帝國由盛而衰的致命拐點。短短几年後，一度繁榮強大的隋王朝就因國力耗盡、民變四起而轟然崩塌。
對於楊廣來說，桀驁不馴的小國高麗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鐵盧；而對於代隋而興的唐王朝而言，該死的高麗照舊不讓人省心。
武德年間，高麗與唐帝國之間有過一個短暫的蜜月期。雙方曾經交換戰俘，高麗還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國內頒行唐朝曆法。唐高祖李淵也分別對高麗、新羅和百濟進行了冊封。
然而好景不長，從武德末年開始，高麗便又故態復萌了。它不但頻頻阻撓新羅和百濟從陸路對唐的朝貢，而且不時出兵侵擾新羅和百濟。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願輕啟戰端，於是積極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對三國進行調解。高麗表面上做出謝罪與和解的姿態，暗地裡卻一直秣馬厲兵、積極備戰，並於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在邊境線上修築了一條一千餘里的長城，東北起於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達渤海的入海口。
在貞觀初期和中期，由於唐帝國對內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對外積極經略漠北和西域，所以暫時無暇顧及遼東，但是李世民卻一直密切關注著高麗的一舉一動。他曾經對朝臣說：「高麗本是漢朝四郡之地，只是後來國家不武，以致淪為異域。倘若我們發精兵數萬進攻遼東，高麗必以傾國之兵相救，到時候再派一支海軍從東萊直趨平壤，海陸夾擊，要攻取高麗並非難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區仍然凋敝，我不忍心發動戰爭，讓百姓受苦。」
由此可見，一旦時機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麗，完成隋朝兩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機會終於出現了。
高麗國內爆發政變，其東部總督淵蓋蘇文殺了國王高建武，擁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繼位，然後一手把持軍政大權，成了高麗王國的實際統治者。
這個淵蓋蘇文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物。
他不僅是個工於心計的權臣，而且還是個異常兇悍的武士。史書說他「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資治通鑒》卷一九六）。
一個人居然隨身佩帶五把刀，實在是有夠威猛。暫且不說他的功夫如何，光是這份氣勢就讓人畏懼三分。
這位猛人平常還有個習慣，凡是他上下馬的時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將必須趴在地上當他的下馬石。甭管你官階多高，在淵大人面前你們通通是腳蹬和腳墊！
每逢出門的時候，淵大人就更是威風八面、派頭十足。儀仗隊的前導大老遠就開始驅趕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還可以往兩邊躲，可要是碰上狹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慘了，不管兩邊是懸崖峭壁還是萬丈深淵，你都得閉著眼睛往下跳！
碰上這麼一個猛人掌權，高麗的臣民們真是苦不堪言。
淵蓋蘇文的弒君篡權和擅作威福無疑給唐帝國出兵高麗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剛剛把目光鎖定在高麗時，國內的一連串政治危機就相繼爆發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頭爛額的困境之中。直到貞觀十七年夏末，當所有內部問題徹底解決後，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麗。
他對長孫無忌說：「如今淵蓋蘇文弒君篡權，令人難以容忍。以我們現在的軍事力量，要擊敗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勞民遠征，所以考慮徵調契丹和靺鞨的兵力進攻高麗，你認為如何？」
長孫無忌答道：「淵蓋蘇文自知罪無可赦，一直擔心我們討伐，現在必然嚴加防備，陛下可暫且隱忍。只要淵蓋蘇文自以為安全，必定更加驕橫凶暴，到時我們再出兵討伐也為時不晚。」
李世民聽從了他的意見，隨即下詔，冊封高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表示對新政權的認可，同時也是想藉此麻痹淵蓋蘇文。
李世民和長孫無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實有兩個：一，儲君危機剛剛平息，朝廷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穩定政局；二，唐朝剛剛對漠北的薛延陀悔婚，雙邊關係趨於緊張，所以必須作好與薛延陀開戰的準備。在此情況下，高麗問題只能繼續擱置，否則就有可能陷入內外交困和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然而，僅僅幾個月後，朝鮮半島上風雲突變，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麗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羅遣使向唐朝告急，說百濟悍然出兵攻佔了新羅的四十餘座城池，並與高麗結盟，新羅危在旦夕，請求唐朝火速發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獎攜帶詔書前往高麗。他在詔書中對高麗發出了嚴厲警告：「新羅是中國的藩國，一直朝貢不斷，你們與百濟應該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羅，明年必將發兵攻打你們。」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獎抵達高麗都城平壤，對淵蓋蘇文轉達了唐太宗的旨意，並重申唐帝國對此事件的嚴正立場。
淵蓋蘇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為然地說：「當初隋朝進犯我國，新羅乘機在背後插了一刀，侵佔我國五百里的土地，在沒有奪回這些土地之前，戰爭恐怕不會結束。」
相里玄獎針鋒相對地說：「那都是陳年老賬了，何苦錙銖必較？如果一定要計較，那遼東之地當年也是中國的郡縣，如今中國尚且不計較，高麗又何必一定要追回舊地呢？」
然而，淵蓋蘇文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仍舊堅持強硬態度。
二月，相里玄獎黯然回國，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敗。
李世民勃然大怒：「淵蓋蘇文弒君篡權、逆天虐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伐！」
隨後，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個讓滿朝文武大為驚愕的決定——
他要御駕親征，討平高麗！
禇遂良第一個站出來勸諫，他說：「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實在沒必要親自出馬。何況太子新立、年紀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駕親征。」
與此同時，群臣也紛紛勸諫。
但是，李世民決心已定，誰勸都沒有用。
他即刻下令進行戰爭準備：一邊命將作大匠閻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戰船，用於裝載軍糧；一邊又命營州（今遼寧朝陽市）都督張儉率本部兵馬，徵調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遼東，對高麗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