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這一幕是貞觀十七年這場易儲風波中最耐人尋味的一組鏡頭。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話中為什麼會提到「三子一弟」？「三子」當然是指他的三個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這四個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謀反計畫，李泰有奪嫡陰謀，他們的所作所為讓李世民為之心痛，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個少有的「乖乖兒」，從頭到尾什麼壞事也沒幹，李世民為什麼把他也數落在內了呢？
其次，李世民為什麼會一反常態，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殺舉動？還有，最後表態的時候，李世民為什麼會對李治說「汝舅許汝」，而不是說「我許汝」？作為一個以英明神武著稱的有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為何變得如此反常而無奈？這其中除了親情的困擾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種強大的政治因素？
最後，李泰和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親外甥，可在這場儲位之爭中，長孫無忌為什麼自始至終反對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難道僅僅是因為李治仁厚，更適合當一個守成之君嗎？除了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長孫無忌是否還有別的更深層的動機？
只有深入解讀上述問題，找出合理的答案，我們才能讀懂李世民真實的內心，也才能讀懂貞觀後期的政治。
很顯然，大唐帝國的儲君桂冠最終之所以落在李治頭上，關鍵就在於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為什麼不選擇李泰？
原因很簡單，李泰表現得太過強勢了。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經二十四歲，是一個生活閱歷和政治經驗都已相對豐富的成年人，擁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會在所謂的禮制問題上屢屢向那些元勛老臣叫板，目的就是藉此樹立個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個不可小覷的勢力集團，其中多有元勛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紹之子柴令武、房玄齡之子房遺愛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繼承皇位，這幫少壯派就成了擁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長孫無忌這樣的前朝老臣到時候就只能乖乖地捲鋪蓋回家，所以長孫無忌必定要反對李泰。
而長孫無忌之所以堅決擁立李治，就在於李治年齡小，性格柔弱，易於掌控。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當一個外戚極力擁護一個幼主繼承皇位的時候，毋庸諱言，其原因就是這個外戚試圖在日後掌握朝政大權。
長孫無忌擁立李治的深層動機正在於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長孫無忌外還有一個就是禇遂良。
禇遂良是當年秦王府學士禇亮之子，屬於貞觀政壇的後起之秀，歷任秘書郎、起居郎等職，時任諫議大夫。雖然他資歷較淺、官階不高，但卻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賞識。魏徵去世後，禇遂良更是滿朝文武中繼其遺風、敢於犯顏直諫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貞觀十七年，他實際上已經成為李世民最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對此，朝野上下的人們都看在眼裡。他們心裡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長孫無忌和禇遂良都是當面站出來力挺李治的。除了他們之外，在擁護李治的集團中，還有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第三號人物，也在其中發揮了看似無形但卻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個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麼會和晉王李治扯上關係呢？
說來話長。早在貞觀七年，年僅六歲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職，這麼小的毛孩子當然不可能實際到任，因此只能「遙領」。而負責代替李治行使職權的人就是李世勣。他當時的職務是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所以嚴格說來，李世勣算得上是晉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績，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從一定程度上說，他們二者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在這場儲位之爭中，李世勣毫無疑問是站在晉王這邊的，所以他才會出現在這次內定儲君的核心會議中。
眾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將、開國功臣，他在并州任內治理邊務十幾年，曾被李世民盛讚為「國之長城」，所以貞觀十五年便被調入朝中擔任兵部尚書。到了貞觀十七年，大唐的開國名將逐漸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歲，早已致仕；尉遲敬德也於貞觀十六年淡出現實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儲君危機中因謀反被誅……在此情況下，李世勣作為帝國屈指可數的軍事棟樑，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綜上所述，李治背後的這三個帝國大佬可以稱得上一個典型的「鐵三角」——長孫無忌是元勛老臣的代表；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則是軍方人物的代表。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豈能等閑視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後的勢力集團儘管不乏權門之後，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卻毫無分量。
不但毫無分量，而且李世民對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頗為反感。在他看來，這幫人基本上就是一些無德無才、只會吃父兄老本的紈絝子弟。當他得知房遺愛等功臣子弟大多捲入魏王李泰的奪嫡陰謀時，就曾當面警告房玄齡等人：「功臣子弟多無才行，借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無愆過，即家國之慶也。」（《貞觀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繼大統，這幫「德義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會執掌朝政，到時候不但貞觀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與穩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雖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傾向於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卻不得不最終選擇李治。
換句話說，他是選擇了李治背後的政治集團。
只有讓這批元勛故舊輔佐新君、繼續執掌朝政，貞觀路線才會得到延續，而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帝王功業才能得到有效的繼承，並且發揚光大！
然而，與其說這是李世民主動選擇的一種政治走向，還不如說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種既成事實。
作為一個馬上得天下的創業之君，誰沒有幾分乾綱獨斷的霸氣呢？尤其在儲君的問題上，任何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辦。可是貞觀十七年，李世民卻被迫陷入了一個他無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說，當時朝廷的政治已經發展到「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為朋黨」（《舊唐書·濮王泰傳》）的地步，在這種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幾乎已經沒有了主動選擇的餘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見——當他最終接受長孫無忌等人的意見、決定改立李治時，心裡頭肯定沒有多少喜悅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和苦澀。
職是之故，李世民才會表現得那麼一反常態，先是把無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塊數落了，繼而又尋死覓活，最後又對李治說「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把自己弄得像一個大權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實李世民的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內心種種痛苦情緒的流露和發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給長孫無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讓他們充分意識到——他這個皇帝在這場易儲風波中經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協、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從而提醒他們——必須在日後竭盡全力輔佐新太子，否則就是對他這個天子的辜負和虧欠。
換言之，他想讓長孫無忌等人在奪得「定策之功」、獲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時，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義負擔和良心債！就像他李世民為了帝國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不得不顧全大局、犧牲個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樣。
敲定新太子的人選後，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員，在太極殿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讓大臣們暢所欲言，提出他們認為合格的儲君人選。
李世民對眾人說：「承乾悖逆，泰亦兇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
這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李世民的兒子雖多，可嫡子只有三個，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兇險」，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嗎？除了晉王李治，還能有誰？
滿朝文武都聽懂了皇帝的意思，於是「眾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就在滿朝文武的歡呼聲中，年僅十六歲的晉王李治終於「眾望所歸」地成了大唐帝國的新儲君。
同一天，李世民傳召魏王入宮。
李泰意識到此行兇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違抗，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幾百個隨從騎兵來到永安門。守門官當即把他的隨從全部拒之門外，只把魏王李泰單獨帶到肅章門。當天，李泰即遭軟禁，暫時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將是與廢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轍的命運。
貞觀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親臨承天門，下詔冊立晉王李治為皇太子，同時大赦天下。隨後，李世民對宰執大臣們公開表態：「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