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領袖戒日王向當時的印度全境發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舉行一場規模空前的無遮大會，即大型的佛教經義辯論會。會議邀請了十八個國王，還有各國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聖地那爛陀寺的僧人一千餘人以及婆羅門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兩千餘人，幾乎集中了當時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請這些人與會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與一個來自中國的僧人進行自由辯論。
大會正式舉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萬頭攢動，鑼鼓喧天。除了被邀請的代表外，雲集於此的還有各國的大臣、衛兵、侍從以及慕名而來的社會各界人士。會場內外「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繞……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裡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場面之盛大隆重可謂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們紛湧進入會場後，看見高壇的寶床上靜靜地坐著一個面目清癯、膚色白皙的僧人，在會場的門樓前高懸著兩部用大字書寫的大乘佛教論著——《會宗論》和《制惡見論》。
這位僧人就是論主，他寫的這兩部論著就是本次大會的論題。與會的任何人都可以就這兩部論著的任何一個論點提出質疑，進行辯論和駁難。戒日王命人在會場前高聲宣布：大會為時十八天；在此期間，任何人只要能從這兩部論著中找出一個字不合義理，並且將論主駁倒，這個中國僧人就要當場被砍掉腦袋，向眾人謝罪！
如果不是對自己的學識、智慧和辯才充滿自信，絕不敢做出如此承諾，誇下如此海口。
可是，這個中國僧人真有那麼厲害嗎？
要知道，在座的這些人絕非等閑之輩——「諸賢並博蘊文義，富瞻辯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也就是說，五天竺最有學問、最有智慧、對佛法造詣最為精深的人都在這裡了，難道以他們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學養，果真挑不出這個中國僧人一個字的毛病？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後還是發生了。
在這十八天里，不斷有人站出來挑戰，提出了尖銳的質疑，進行了激烈的辯難。而這個中國僧人卻始終神色自若，從容應對，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最後，挑戰者無不理屈詞窮，一一敗下陣來。到大會結束時，確實沒有一個人能攻破他的學說，駁倒他的立論。與會的眾多高僧大德無不心服口服，對這個中國僧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興，當即賜給他大量的金銀和法衣，在場的十八個國王也紛紛供養各種珍寶。按照印度慣例，無遮大會得勝的論主可以乘坐瓔珞莊嚴的大象遊行於各地，接受人們的禮敬和瞻仰。可對於這些賞賜、供養和尊貴的禮遇，這個中國僧人全都婉言謝絕了。
本來人們對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師已經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對名利的這種淡泊超然的態度越發贏得人們的崇敬。他的美名隨後就傳遍了五天竺，大乘僧眾盛讚他為「大乘天」，小乘僧眾尊稱他為「解脫天」。
這位來自東土大唐、名震五天竺並最終在世界佛教史上寫下輝煌一頁的中國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陳，名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人，世稱「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經藏、律藏、論藏；此稱號意謂對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種泛用的尊稱，並非玄奘專名。玄奘生於隋開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玄奘生年多有異說，此處從梁啟超之說）。其祖上歷代為官，父陳惠曾任隋朝江陵縣令，後辭官歸隱，潛心儒學。
玄奘十一歲時，跟隨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長捷法師進入洛陽凈土寺修學佛法，不久便熟習《法華經》、《維摩經》。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鄭善果奉旨到洛陽度僧，年僅十三歲的玄奘聞訊前往。素有「知士之鑒」的鄭善果見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問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說是。鄭善果又問他為何出家，他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鄭善果大為讚歎，對身邊的人說：「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當時玄奘的年齡尚幼，本來是不能出家的，可鄭善果卻破格錄取了他，將年少的玄奘剃度為僧。
鄭善果預料到這個少年終將成為「釋門偉器」、一代高僧，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想像，自己此刻的這個決定竟然會深刻影響此後一千多年中國佛教的歷史。
玄奘出家後，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經》、《攝大乘論》等重要的大乘經論。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離析，熊熊戰火燃遍中原，洛陽更是首當其衝。為了躲避戰亂，同時也為了進一步深造，玄奘離開洛陽，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參學，先是到了成都，後來又輾轉荊州（今湖北江陵）、揚州、相州（今河南安陽）、趙州（今河北趙縣）等地，於貞觀元年來到長安。
將近十年間，玄奘遍訪名師，究通各家，此時已成為備受讚譽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參學的過程中，玄奘逐漸發現眾多名師對佛法的理解異說紛紜，歧義互見，而考諸現有各種佛典譯本，卻又頗多矛盾抵牾之處，令人無所適從，於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學原典，尤其是大乘經典的強烈願望。
恰逢當時中天竺的僧人波頗密多羅來到長安，向他介紹了著名佛教聖地那爛陀寺（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縣）的學術規模以及天竺高僧、該寺住持戒賢法師弘講《瑜伽師地論》的盛況，更加堅定了玄奘西行的決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於當時出國之禁甚嚴，他的申請被駁回了，但是玄奘始終沒有放棄「誓游西方，以問所惑」的決心和信念，一直做著各種準備工作。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長安和關東地區爆發了嚴重的霜災和饑荒，朝廷同意災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謀生路，玄奘意識到時機成熟，終於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混在難民隊伍中偷越國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時間，普遍認為是貞觀三年，此處依據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相關考證，確定為貞觀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難料。
出發的這一刻，除了簡單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知道，十九年後，這個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會帶著震古爍今的偉大成就載譽歸來，不僅受到舉國上下的盛大歡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親自接見。
沒有人知道，他邁出長安的這一步——是在書寫一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歷史。
玄奘煢然西去的背影顯得寂寞而蒼涼。
走向天竺的這一路，充滿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
一路上雖然沒有白骨精和盤絲洞，沒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沒有魑魅魍魎和九九八十一難，卻有一望無際的大漠黃沙，有荒無人煙的戈壁荒灘，有關卡盤查、官吏緝捕的困擾，有缺水斷糧、迷失方向的危險，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讓他葬身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東返。
然而，這一切都沒能擋住玄奘的腳步。
早在邁出長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發出宏大的誓願——
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為無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
寧可就西而死，豈能歸東而生？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這樣一種單純而偉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甚至蔑視死亡的威脅，頑強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聖地。
玄奘從長安起程，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東南），出玉門關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關卡），進入「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賀延磧，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進的困難之後，終於穿越這個可怕的死亡地帶，經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達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
高昌國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執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講經說法，否則就要把他遣送回國。玄奘無奈，只好以絕食相抗，「水漿不涉於口三日」。最後麹文泰終於被玄奘的至誠所感動，提出兩個放行的條件：一、與他約為兄弟；二、求法歸來後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當即「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此外，為了玄奘能順利西行，麹文泰還專門準備了二十四封國書，命護送的大臣交給沿途的二十四國國王，每書奉送大綾一匹為禮物；並且還親手寫了一封辭義謙恭的信，隨信獻上「綾、綃五百匹，果味兩車」，請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致信其勢力範圍內的西域諸國，為玄奘法師提供儘可能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