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靖和尉遲敬德，還有一個初唐名將對李世民的恩威之術也體驗得非常深刻。
這個人就是李世勣。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時任兵部尚書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給他開了一副藥方，說必須要用「須灰」做藥引子才能治病。所謂「須灰」，就是人的鬍鬚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前去探視李世勣，並且二話不說就剪下自己的鬍鬚，把它賜給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當李世勣雙手捧著這幾綹天下最尊貴的龍鬚時，內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他當即跪倒在地，「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這副藥引子的份量實在是太重了！以至於李世勣不但感動得熱淚漣漣，而且把頭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遠遠不足以表達他對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寬宏地一笑，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舊唐書·李勣傳》）
史書沒有記載李世勣是否因服用這副葯而得以痊癒，但是我們不難想見，當李世勣把這碗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龍鬚湯」喝進肚子里的時候，內心肯定是無比激動、無比滾燙的。李世民的這幾綹鬍鬚就算沒有對李世勣的身體發揮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內心深處發揮某種神奇的效用。
這種神效就是——一個深受感動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對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誠。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術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當時李世民已經病勢沉重，知道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於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邊，給他交代政治遺囑。
在李世民的遺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民對李治說：「李世勣才智過人，但是你予他無恩，恐怕難以使他效忠。我現在把他貶黜到地方，如果他馬上出發，等我死後，你就重新起用他為僕射；要是他遲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殺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會上，李世民一紙詔書頒下，把時任同中書門下三品的李世勣貶為疊州（治所在今甘肅迭部縣）都督。
沒有人知道在接到貶謫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過一瞬間的震驚和困惑。
然後就是一陣緊張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國最高權力即將交接的這一重大時刻，自己突然無過而遭貶，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李世勣不知道彌留中的皇帝在想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最終的結局究竟是福是禍，但是有一點他可以確定——一切都取決於他當下這一刻的選擇。
也就是說，是散朝後直接離開長安，趕赴疊州，還是暫時回到家中，靜觀事態演變？
走還是不走，這是一個問題。
經過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決定——他連家都沒回，連妻兒老小都來不及告別，徑直揣上詔書就踏上了貶謫之途。
聽到李世勣當天就起程前往疊州的消息，即將登基的太子李治長長地鬆了一口氣，而彌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貶當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僅三天後，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為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兼洛陽宮留守；半個月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為尚書左僕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會為李世勣當初所做的那個決定慶幸不已。
因為這個決定不但讓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誅殺功臣的惡名，而且也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義膽的開國元老和輔弼重臣。假如李世勣當初不是當機立斷，毅然離京，而是多一念遲疑，回家多耽擱幾天，那麼下面這一頁輝煌歷史，有可能就不會這麼快出現。
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歲高齡挂帥出征，一舉平定了高麗。這個曾經讓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三個皇帝傾盡國力，終其一生都無法戰勝的強悍小國，終於匍匐在了鬚髮皆白的老將李世勣的腳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國的腳下。
此時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露出一個欣慰的笑容。
因為他在臨終前所走的最後一步棋，似乎仍然影響著他身後數十年的歷史。
假如當初沒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後揚、恩威並施的帝王術，李世勣能否對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沒有貞觀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際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識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祿永固，富貴長保呢？如果沒有這一切，李世勣有沒有那麼強的動力在七十五歲高齡創造出平定高麗、鷹揚國威的歷史功績呢？
這些問題或許永遠沒有答案。
但是有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帝王術」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佔據的比重絕對不可小覷，而它對歷史所產生的影響有時也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以上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將之間展開的。那麼，在李世民與文臣之間，演繹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版本呢？
說起貞觀的文臣，其代表人物當非房玄齡莫屬。
作為後人心目中居功至偉的一代良相，房玄齡對貞觀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稱其「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論者稱為良相焉。」（《舊唐書勣房玄齡傳》）
毫無疑問，在貞觀群臣中，房玄齡絕對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宰輔重臣，也依然會時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鍾馗利劍」的森寒之光。
據《舊唐書》記載，大約在貞觀初年，房玄齡「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意思是他時常會因某些過錯而遭到太宗的譴責，以至於一連數日都要到朝堂上叩頭請罪，內心恐懼不安，一副彷徨失措、無地自容的樣子。
史書並未記載房玄齡到底犯了什麼錯。
不過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齡這種位高權重、深受寵信的臣子，身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時常給他念念「緊箍咒」。這一點我們從李靖、尉遲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齡有時候就不僅僅是被「譴責」那麼簡單。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認為有必要，房玄齡甚至會被勒令停職。
按史書記載，房玄齡在貞觀年間至少曾經被停職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長孫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資治通鑒》稱「時房玄齡以譴歸第」，也就是說他遭到太宗的譴責，被勒歸私宅。長孫皇后臨終前，特意為此事勸諫李世民：「房玄齡侍奉陛下時日已久，一貫謙恭謹慎，所有的朝廷機密從未泄露半句。如果沒有什麼重大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捨棄他。」
此次房玄齡的停職原因史書沒有交代，但是有一點我們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將房玄齡「譴歸私第」，絕不是要捨棄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卻他。
暫時冷卻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再把他解凍，然後讓他以更加謹慎的態度和更加飽滿的熱情，加倍地發揮光和熱。
所以，不管有沒有人勸諫，李世民在適當的時候肯定會召他回來。
對此長孫皇后其實也是心知肚明。不過該勸諫的她還是得勸諫，因為第三者的勸諫有時候也未嘗不是給皇帝一個台階下，好讓君臣雙方在「握手言和」的時候顯得比較自然，也顯得比較有面子。
比如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齡又一次被停職，時任黃門侍郎的禇遂良就連忙上疏，列舉了房玄齡對國家的諸多貢獻：「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然後禇遂良說，假如不是犯了什麼不赦之罪，就不應該把他摒棄；如果是因為他年邁體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動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為一些小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拋棄跟隨數十年的元勛老臣。
禇遂良的諫言句句在理，當然給足了雙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齡召回了朝廷。
但是，並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齡「趕」回家去，都有和事老出來打圓場。比如房玄齡這次復職沒多久，就再一次「避位還家」，史書還是沒有說明具體原因，但卻記載了這次復出的過程。
這個過程很簡單，卻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齡「譴歸」後，一連過了好幾天，始終沒人來勸諫，李世民不免有些著急。朝中政務繁冗，絕不允許他把房玄齡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時又找不到什麼好聽的理由公開讓房玄齡復職。
該怎麼辦？
李世民畢竟是聰明人，他很快就有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