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從春秋末期李悝制訂第一部系統法典《法經》六篇起，自秦漢以迄明清，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啟後的《唐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最為後人所稱道。
武德元年，李淵廢除了隋煬帝的《大業律》，命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文帝的《開皇律》，修訂了一部新律令，並於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是為《武德律》。《武德律》雖然對《開皇律》有所損益，但基本上一仍其舊，沒有太大發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後，立即著手對《武德律》進行完善。他採納了魏徵「專尚仁義，慎刑恤典」（《貞觀政要》卷五）的建議，依據儒家的仁政思想，進一步加強「德主刑輔」的立法原則，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法律，積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頒行了一部嚴密而完備的法典——《貞觀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領銜，以《貞觀律》為藍本，修訂並頒布了《永徽律》。稍後，鑒於當時中央和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這些內容稱為「律疏」，附於律文之下，於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天下，律疏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為《永徽律疏》，後世稱之為《唐律疏議》，簡稱《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遺訓，在貞觀立法原則的指導下，按照《貞觀律》的基本精神修訂的。直至唐玄宗時，人們仍然認為《貞觀律》與《永徽律疏》是「至今並行」的。由此可見，《唐律》實際上是定型於貞觀時期，而完善於永徽年間。
《貞觀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訂和頒行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們確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範，並且影響遍及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各國，乃至在世界法律體系中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為獨樹一幟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議》為圭臬，雖代有損益，但終不敢越出其規範之外。元代律學家柳贇說：「所謂十二篇雲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唐律疏議·序》）
清代律學家吉同鈞也說：「論者謂《唐律疏議》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為宋元明清之矩矱，誠確論也！」（《律學館大清律例講義·自序》）
由此可見，定型於貞觀時期、完善於永徽年間的《唐律疏議》，在後世法學家的眼中確實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國，法律其實一直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因為它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它頭上還有一個最高權威——皇帝。
也就是說，在古代中國，皇權絕對高於法權。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訂出來，並不是用來約束皇帝本人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韓非子也說：「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說得更透徹：「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明太祖實錄》）
總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中國曆來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而不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此言可謂確論。
所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中，法律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約束不了皇帝，反而經常被皇權所凌駕，甚至隨時可能被踐踏。
既然如此，那麼唐太宗李世民在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總設計師，李世民又是怎樣看待「皇權與法權」的關係呢？
對此，李世民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卷五）
單純從這句話本身來看，李世民的法律觀念顯然與自古以來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並不把法律視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夠承認並尊重法律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相比於朱元璋把法律當做一種「防民之具」和「輔治之術」，李世民的境界無疑要高出許多。
不過，即便我們相信這句話確乎是李世民「誠於中而形於外」的肺腑之言，我們也仍然要「聽其言而觀其行」，進一步考察他的實際行動，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裡如一。
從下面這個事件中，我們應該就能得出一個比較公允的結論。
貞觀元年正月，有一個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與李世民發生激烈的爭執。
事情本身並不大，但性質卻很嚴重。因為爭論的焦點就是——皇帝的敕令與國家的法律，到底哪一個更有威信？哪一個更應該作為斷案的依據？
說白了，這就是皇權與法權之爭。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李唐立國之初的統一戰爭中，很多將吏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的後人，就出台了恩蔭政策，讓烈士後代能承襲先人官爵。於是就不斷有人弄虛作假，謊稱自己是功臣元勛的後代，以此騙取朝廷恩蔭。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時候，也會優先選用那些曾經在隋朝為官，具有仕途資歷和從政經驗的人，所以就經常有人偽造資歷，企圖走一條加官進爵的捷徑。
上述這些現象就叫做「詐冒資蔭」。有關部門難辨真偽，對此大傷腦筋。針對這些現象，李世民專門頒布了一道敕令，嚴令作假者主動自首，否則一經發現立即處以死罪。
敕令頒布後，還是有不怕死的人頂風作案。後來有關部門查獲了一個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決定殺一儆百，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後，負責判決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個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譽，不久前剛剛被李世民破格提拔為大理寺少卿，相當於從一個國防部的小司長突然晉陞為最高法院副院長。皇恩如此浩蕩，按理說戴胄應該知恩圖報，事事順著李世民的脾氣才對，可秉公執法的戴胄卻在柳雄這件案子上狠狠地觸逆了龍鱗。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種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對柳雄做出了「據法應流」的判決。這個判決結果雖然是依法做出的，但顯然違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對戴胄說：「朕早就頒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條，你現在卻要依法改判，這豈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說話不算數嗎？」
戴胄面不改色地說：「陛下如果直接殺了他，臣無話可說；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違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說：「你為了讓自己秉公執法，就不惜讓朕失信於天下嗎？」
戴胄說：「陛下的敕令是出於一時之喜怒，而國家的法律卻是布大信於天下！陛下若以法律為準繩，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這麼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遺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執意要殺柳雄，誰也攔不住，因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問題是，這麼做雖然足以體現帝王的權威，但無疑會大大損害法律的權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壞，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無從談起。
思慮及此，李世民立刻轉怒為喜，當著群臣的面對戴胄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貞觀政要》卷五）
這是貞觀時期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同時也是中國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義的一個案例。因為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衝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民體現出了一個古代君主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對法律的尊重以及對司法獨立的尊重。這在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實屬罕見。
「柳雄事件」之後，史稱：「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泉涌；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貞觀時代吏治清明、執法公正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要說「天下無冤獄」，則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是不管怎麼說，當一個王朝擁有像戴胄這種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法官，並且擁有像李世民這種善於妥協、尊重法律的皇帝時，我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貞觀時代即便不是歷史上最少冤獄的時期，起碼也是最少冤獄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