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初，雖然海內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經走過九個春秋，但是李世民從高祖手中接過來的卻仍然是一座百廢待興的江山——「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說，經歷隋末唐初的多年戰亂之後，人口數量急劇萎縮，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普通百姓雖已逃脫戰爭和死神的魔爪，卻依舊生活在饑寒與貧困的陰影之中。
大亂之後，如何求治？
如果把幾千年的中華帝國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線圖，那麼此刻的大唐王朝無疑正處在一個長達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漢帝國覆亡之後，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紛爭的黑暗歲月里呻吟和板蕩，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陳，中華帝國才重新回到大一統的軌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們的心頭點燃。然而，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隋煬帝楊廣卻粗暴地葬送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他在位僅十餘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場幻夢，在短暫的精彩之後破滅無餘，中華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織的亂世深淵。
而此時此刻，在隋王朝的廢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國，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歷史教訓，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在大一統的基礎上重建一條堅實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於大漢王朝的那樣一個繁榮強大的帝國？抑或仍舊實行強力統治，驕奢縱慾，窮兵黷武，重蹈隋王朝的歷史覆轍，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曇花一現？
這是擺在貞觀君臣面前的一道歷史課題。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捩點上，以李世民為首的新一屆李唐政府，應該選擇一種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數月後，大唐君臣就圍繞著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討論。
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辯論。
話題由李世民提出。他說：「我朝承大亂之後，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見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觀點：「不然。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驕逸才難以教化；而久經離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於治理。譬如飢餓的人什麼食物都覺得可口，什麼水都覺得好喝一樣。」
李世民說：「賢明的人為政百年，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大亂之後，欲求大治，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在短時間內達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聖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響應，相信大治並不太難，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頻頻頷首，深以為然。
可是，魏徵的觀點立刻遭致大多數宰執重臣的反駁。
為首的人就是右僕射封德彝。
他用一種近乎嘲笑的口吻說：「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漸澆薄詭詐，所以秦朝專以嚴刑峻法治國，漢朝也不得不兼雜王道與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恐敗亂國家！」
面對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應對：「五帝三王治國時，人民也是久經離亂，可照樣能夠教化。躬行帝道則成就帝業，躬行王道則成就王業，一切都取決於人君的努力。考諸史籍，昔日黃帝與蚩尤大小七十餘戰，天下可謂混亂至極，可戰勝蚩尤後，天下遂致太平；其後顓頊誅除九黎，商湯驅逐夏桀，武王討伐商紂，不都是在天下大亂之後進而締造了太平盛世嗎？若說古人淳厚質樸，後世澆薄詭詐，那麼迄於今日，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頓時語塞，其他反對者也都啞口無言。但他們堅持認為：魏徵所言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斷不可行。
很顯然，魏徵所堅持的觀點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治理天下的統治方式，堅信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而「政」的語源是「正」，確實含有顯而易見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強調政治領袖必須正心誠意、克己修身，進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禮義化育萬民、治理天下；同時輕刑罰、薄徭賦、發展生產、選賢用能，最終讓天下的百姓豐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場則是與王道對立的霸道。
所謂霸道，是指君主憑藉權術、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完全不服從周王室的統治，競相以武力與權謀進行殺伐和兼并，於是產生了齊桓公、秦穆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等所謂春秋五霸，從而構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論基礎。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認為，王道與霸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以道德和禮義感化人民，而後者則是以強權和武力鎮壓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讓人「心悅而誠服」。（《孟子·公孫丑上》）由此可見，類似春秋五霸那樣的事功在儒家學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術當然也為絕大多數的後世儒者所不齒。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式的高層辯論，只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普遍傾向於霸道。
然而，最終結果卻是魏徵勝出了。
因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最終選擇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為李唐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不久後，李世民就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從此，李世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處就是寬減刑罰。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與群臣討論當時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有人依舊未脫「亂世用重典」的舊習，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一臉不悅地說：「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賦繁役重，二是官吏貪求，所以饑寒交迫，才顧不上禮義廉恥。以朕看來，對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又何須用重法！」
貞觀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弘文館諸學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員，共同討論修訂律法，把五十多種絞刑條款全部廢除，一律改為「斷右腳腳趾」。修訂之後，李世民還是覺得此刑過於殘酷，於是對朝臣說：「廢除肉刑，由來已久（中國廢除肉刑始於漢文帝劉恆，但後世多有恢複，至隋文帝楊堅才再次廢除）。朕以為不可再傷害百姓肢體，所以此法仍須改易。」有人隨即提出，將「斷右趾」改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詔批准。
作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礎，政治領袖必須率先垂範，努力做到正心誠意、克己制欲。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義，正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這方面，李世民並非一開始就能做到，而是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執政初期，李世民的統治方式跟歷代君主一樣，並不排斥「以權謀御下」的帝王術。有一件「反腐敗」的案子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當時的長安官場，官員貪污受賄的行為十分普遍。李世民對此深惡痛絕，決定懲治腐敗，於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後殺一儆百。（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當今美國政府也有類似做法，稱為「敲詐行動」——sting operations。）此計一施，馬上有個官員掉進了陷阱。雖然「受賄」的數額很小，僅僅是一匹絹，可李世民還是勃然大怒，準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李世民聞言，頓時醒悟，隨即收回了成命。
這件事情之後，李世民就斷然拋棄了類似的做法。
貞觀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請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問：「你說的佞臣是誰？」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確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個辦法，很容易就可以試出來。請陛下在與群臣交談的時候佯裝發怒，藉此試探，如果是執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順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擺擺手說：「君是國之源，臣是國之流；若源泉渾濁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詭詐之術，如何責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慣以權譎小術對待臣下，常暗自引以為恥。所以，賢卿之策雖善，但朕不能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