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的PK到來之前，李世民首先意識到的一點是：必須先穩定自己的大後方。
為此他選擇了關東的那個形勝之地——洛陽。
那是他經營已久的根據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將自己的嫡系、陝東道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派駐洛陽。而眼下，為了迎接這場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驍將、秦王府車騎將軍張亮率左右侍衛一千餘人前往洛陽。李世民給了張亮一大筆金帛，讓他暗中結交山東（崤山以東）的英雄豪傑，做好一切應變準備。
萬一在長安的鬥爭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陽，與朝廷分庭抗禮；如果形勢一再惡化，實在迫不得已，就與李建成裂土而戰。
然而，此次秘密行動卻沒有逃過齊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監視秦王府的一舉一動，而今這一千多名武裝人員忽然大舉調動，當然會引起他的高度懷疑和警覺。李元吉立刻入宮，指控張亮陰謀反叛。李淵隨即下令逮捕了張亮，命有關部門調查審理。
情況十分危險。萬一張亮的嘴被撬開，李世民的麻煩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沒有用錯人，張亮算得上是一條好漢。不管審訊官員採用什麼手段進行逼供，始終無法從他口中得到只語片言。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朝廷只好將他釋放。張亮隨後便按原計畫率部趕赴洛陽。
「張亮事件」總算是有驚無險，但是下面這個事件卻差點要了李世民的命。
這是一場詭異的夜宴。
就是在這次夜宴上，發生了一起撲朔迷離、備受後人爭議的「毒酒事件」。
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新唐書》、《資治通鑒》所載與之大同小異）：「（建成）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李神通趕緊將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淵聞訊，立即下了一道手詔給李建成，說：「秦王一向不能飲酒，從今往後不準再舉辦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麼小動作，隨後李淵便親自前往秦王府探視李世民。
李淵肯定意識到太子和秦王已經水火不容了，於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個消解紛爭的辦法。他說：「當初建立大計，後來又平定海內，都是你的功勞，當時就想立你為太子，可你卻堅決推辭，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說建成年長，當太子的時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剝奪他的繼承權。看你們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裡，必定要產生衝突，我想讓你重新掌管陝東道大行台，居住洛陽，自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以東的國土都由你做主，准許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漢梁孝王劉武的做法。」
李淵說完，秦王已經泣不成聲，以不願遠離膝下為由推辭。
這當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態，其實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們知道，唐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時務農，農閑習武操練，戰時出征，所以，除非面臨戰爭，由天子下詔，兵部頒令，將領才有權統率軍隊，否則即使是像李世民這樣的十二衛大將軍，平時手中也沒有兵權。而在長安，東宮和齊王府的勢力加起來要比秦王府強大得多。東宮曾私募長林兵兩千餘人，而齊王也一直在「募壯士，多匿罪人」（《舊唐書·巢王元吉傳》），兩人兵力相加，總數應該不下於三千人。而秦王雖然也「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一），但明顯處於劣勢，雙方一旦在京師開戰，秦王很可能會吃虧。所以，出鎮洛陽對於李世民來說，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溫大雅和張亮經營洛陽，其用意也正在於此。
李淵最後說了一句：「天下一家，東西兩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看你，你不必傷心。」於是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聽到李世民即將被派駐洛陽的消息，太子和齊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陽，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軍隊，這無異於猛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二人緊急磋商之後，得出了一致結論——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師，要擺平他易如反掌。
隨後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遞上密奏，聲稱：「秦王左右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一聽說要前往洛陽，沒有不歡呼雀躍的，觀察他們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時授意心腹大臣不斷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勸他收回成命。這些人向李淵說了什麼史書無載，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內容，其遊說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據有洛陽這個形勝之地，剛剛統一的國家就會再度面臨分裂的危險；陛下您健在的時候，秦王和太子或許還能暫時隱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後，雙方勢必爆發武裝衝突，甚至可能導致大規模戰爭，到時候家國分崩、生靈塗炭，後果將不堪設想啊！
也許就是在近臣的如此遊說之下，李淵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暫時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陽的計畫。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餘波。
許多學者認為夜宴一事疑點太多，不足採信，很可能是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綜合懷疑論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當時太子與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勢，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不斷，怎麼可能聚宴飲酒？
二、即便太子為了謀害秦王而故意設下鴻門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軌意圖，為何還敢去赴宴，並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為何「吐血數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準備的毒藥竟然是假冒偽劣產品？
四、按《通鑒》記載，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經天」的六月初一之後的，也就是說，此事發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六月初一。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就爆發了，那麼，李世民怎麼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後就能生龍活虎地發動政變，并力挽強弓射殺太子呢？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點這麼多，那麼毒酒事件果真是虛構的嗎？
我們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質疑也並非無懈可擊，值得推敲。由於除了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辨別此事的真偽，所以，我們只能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進行相關的考察和推論。
第一，中國人最講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表面上的東西也是要維持的；背地裡越是斗得不可開交，面子上越是要裝得若無其事，甚至還要比平時顯得更為友善。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當時的情況下聚宴，就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經赴宴，李世民就沒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懷疑李建成會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懷疑而已，連兄長請客的酒都不敢喝，豈不是要讓人恥笑？依照李世民倔強而果敢的個性，這頓酒他非喝不可。聯繫此前的胡馬事件，以李世民對馬術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給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馴的烈馬，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騎了上去。由此可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貫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計也不敢讓他死在自己舉辦的酒宴上，因為這無異於明目張胆地謀殺。在當時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勢下，李建成這麼做對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殺了李世民，毒死自己親弟弟的罪名也不小。當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齊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對於在鬥爭中一直佔據優勢的李建成來說，應該不至於出此下策。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李建成確實下了毒，但不是什麼假冒偽劣產品，而是一種藥性緩慢發作的毒藥，也就是能夠對李世民造成重大內傷但不會令其當場斃命的毒藥。對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讓李世民在中毒的幾天或者一段更長的時期後身亡，這樣一來不但能達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殺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終之所以安然無恙，或許就是這種緩髮型的毒藥在藥性和劑量上比較難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斃命。
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對這場鴻門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極少量的酒。並且，也有可能事先準備了解藥，中毒之後在第一時間服用，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毒癥狀，保住了性命。
第四，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嗎？
其實這一點歷來就遭到普遍懷疑。因為《資治通鑒》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經天」之後，所以人們習慣上認為此事是發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鑒》之外，兩《唐書》都沒有記載具體日期。所以我們認為，此事有可能是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兩《唐書》，此事都是直接記載在「楊文幹事件」後面的，並且《舊唐書》正是在毒酒事件敘述完後，才出現「九年，突厥犯邊」等語，而《新唐書》的記載順序也與此相同。這裡關鍵就是「九年」這個時間標誌。如果《舊唐書》也認為此事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麼這個「九年」就應該冠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