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國的邊境線上再次燃起烽火。
東突厥的頡利可汗自從去年秋天傾巢南侵、無功而返後，頓覺顏面盡失，大為不甘。經過將近一年的養精蓄銳，頡利便再度揮師南下。
這一次，頡利改變了戰略。他並不打算再幹上次那種看上去氣勢洶洶、到頭來卻勞而無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東至幽州（今北京）的數千里戰線上，採用「多點進攻、襲擾為主」的戰略，專搞打砸搶，撈一把就走，不問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沒有撈到實惠。這樣的戰爭雖然不像去年那樣直接威脅唐朝中樞，但覆蓋面廣、持續時間長，也著實讓唐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東奔西跑、疲於應付，大傷了一回腦筋。
從六月末頡利親率大軍攻擊靈州（今寧夏靈武市）開始，這場長達一年多的斷斷續續的騷擾戰就拉開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淵對負責起草詔書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貪得無厭，朕將與其全面開戰，從今往後，給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國書』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詔書』和『敕令』！」
相對於突厥的戰略轉變，李唐朝廷這次的軍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變化。李淵先後把右衛大將軍張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軍總管任瑰等人調到前線禦敵，而李世民則只是作為後備力量被派駐蒲州（今山西永濟市），防守關中門戶。
李世民之所以沒有像往常那樣被推上第一線，主要原因當然是突厥的這一波入侵併未對唐帝國構成太大的威脅，但同時也表明了李淵的用心，那就是儘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鋒芒，不讓他再出風頭。
在前線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這對頡利來講絕對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頡利親率十萬大軍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張瑾等人急忙北上禦敵，於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縣）與頡利會戰。令人遺憾的是，這一仗張瑾全軍覆沒，出任行軍長史的中書侍郎溫彥博被俘，張瑾僅以身免，狼狽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勝，頡利發現自己有了討價還價的籌碼，便在八月末派人與唐帝國「和解」。可想而知，這種打完勝仗後主動提出的所謂「和解」事實上就是要挾，無非是想挾新勝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書沒有記載李淵對此做何反應，但從頡利隨後便引兵北還的結果來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違心地給了頡利可汗一筆數目可觀的賄賂。
頡利這次之所以見好就收，一來當然是貫徹他「撈一把就走」的戰略思想，二來估計也是擔心繼續向縱深推進遲早會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雖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師卻依然在唐帝國廣袤的北部邊境襲擾不止。這場曠日持久、令人不勝厭煩的騷擾戰就這樣斷斷續續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邊境線上這種小打小鬧的騷擾之外，唐帝國基本上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這天，李靖在靈州境內的硤石與突厥軍隊狠狠幹了一仗。據說這一仗打得極為慘烈，唐軍從是日清晨一直血戰到黃昏，最後終於將突厥人擊退。大約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內容是請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淵基本上採納了傅奕的奏議，隨後頒下一道詔書，對全國範圍內的寺廟和道觀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理整頓。
除了這兩件事，這些日子總體而言相對平靜。在這種表面的平靜之下，時間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這個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國的一切看上去都與往日並無不同。
陽光依舊明媚而燦爛，天空依舊澄澈而蔚藍。
然而仔細一看，這個早晨的天空卻有些異樣。
因為天上多出了一個東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顆星星——一顆大白天跑出來閑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搖大擺地從大唐帝國的天空上划了過去。
按古人的說法，這叫「太白經天」，是一種奇異而重大的天象。
那麼，這種天象意味著什麼？
史書說：「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漢書·天文志》）金星白晝划過長空，天下將發生變革，人民將擁有一個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並不知道，兩個月後，他就將成為這個新的君王。
儘管冥冥中一直懷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儘管對自己在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擁有的絕世才華從來不曾懷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卻只是一個受困於現實的藩王。
是的，起碼到目前為止，他仍然只是不斷遭人排擠、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的一介藩王。
從懂事的時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體內奔流著一種無以名狀的巨大能量。這種能量顯得如此完美、強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於李世民相信它絕對是上天的賜予。隨著這種與生俱來的能量在生命各個階段的流淌、奔騰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諸多的表現形式，並被賦予了各種名稱——
在少年時代，它表現為「幼聰睿」（《舊唐書·太宗本紀》）、「好弓矢」（《貞觀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長，它表現為「玄鑒深遠、臨機果斷」（《舊唐書·太宗本紀》）、「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資治通鑒》卷一八三）；後來，它在戰場上表現為一種無堅不摧的驚人意志、一種藐視對手的傲然氣概、一種衝鋒陷陣橫掃千軍的驍勇和無畏；再後來，這種能量逐漸轉化為一種掌控外部世界的慾望，一種睥睨世間萬物的雄心，一種經天緯地、濟世安民的抱負；到了最後，這種能量終於不可遏止地演變成一種問鼎皇權、君臨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個人能成為什麼，他就必須成為什麼。
巨大的潛能促使李世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求著生命的自我實現。他似乎始終堅信，上天既然賦予他這種潛能，必是要讓他完成某種神聖的使命。
不可否認，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期許。
說白了，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遠知，也許正是為了加強這種心理暗示。所謂「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舊唐書·王遠知傳》），正是他不斷進行自我暗示的生動寫照。
不過，我們有必要知道，這樣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個偉人最寶貴的品質之一、恰恰是偉人區別於凡人的重要標誌——「它標示出我們，似乎我們註定要從事偉大的事業！這是一種我們不知不覺自我賦予的價值。正是靠這種品質，我們贏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們高出那些門第出身、高官顯爵和功勛本身。」（拉羅什福科《道德箴言錄》）
樹立一個遠大的目標，然後不斷地進行自我激勵，這一切共同構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這種精神力量要遠遠大於門第、官爵和功勛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價值。換言之，只有始終如一地告訴自己「註定要從事偉大的事業」，只有持續不斷地讓這種自我激勵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偉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國精神之父愛默生說：「一心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的人，整個世界都會為他讓路。」
然而，如果說在武德前期整個世界確實都在為李世民讓路的話，那麼到了武德中後期，這個世界卻在他面前築起了一道無形的高牆。
與此同時，李世民發現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納入了一個無形的容器中。
這個容器是高祖李淵親自為他量身定製的——不但劃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邊框。
李世民試圖衝破它，可無論他往哪個方向奔突，到頭來所有努力均告失敗。
最後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楊文幹事件。
從這個事件之後，無論是李世民還是李建成，肯定都會不約而同地意識到——用常規的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已經變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辦法只有一個：武力。
只有揮起手中的劍，才可能結束這一切。
就像亞歷山大曾經做過的那樣。
傳說在公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入侵小亞細亞，並佔領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古代倫帝那王國的首都格爾迪奧斯城。他進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卻自己的一樁夙願。
幾百年來，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著一輛古老的戰車。在這輛戰車的車轅上打著一個複雜的繩結。神諭說，誰能解開這個結，誰就能成為亞細亞的統治者。幾百年來，無數的國王、智者、能工巧匠為之殫精竭慮，卻無人能將其解開。
這就是著名的格爾迪奧斯繩結。
當亞歷山大站在這個繩結前的時候，他凝視了很久，可最終的心情卻跟所有人一樣沮喪。
亞歷山大非常沮喪。因為他連繩頭都找不到，遑論把它解開。
就在亞歷山大即將放棄的一瞬間，他忽然想：為什麼一定要遵循常規呢？為什麼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