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經濟專家鄧葆光通過對日本經濟的深入研究，得出一驚人之判斷：日本人對這場戰爭將撐不到1945年底。
戴笠提前把手伸向了戰後的「接收」——開始對周佛海等大漢奸下本錢。
毛萬里道：「二十多位風水先生經過勘測，果有驚人之發現，原來江山縣的地勢南高北低，雨水一瀉千里，難以蓄積，故窮山涸水，養不住大龍，大人物都難以善終——」
戴笠聽罷，悲從中來，涓然淚下。
眾江山心腹會意，互望著起身離去。
戴笠不挽留同鄉也不理胡蝶，胡蝶救不了他的命運。他一個人把自己關在內室，捧著頭，冥思苦想，想到蔣介石對他的猜忌、宋美齡在幕後的慫恿、江山兩大人物的不得善終，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從中來，傷心地哭泣起來。
隨著抗戰勝利的即將到來，蔣介石在政策上、工作部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調整。一方面，對抗戰採取避戰觀戰的方針，以達到保存實力，準備內戰的企圖；另一方面，則在限共產黨方面進行具體部暑，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轉向西北，把抗戰前線的大部分兵力調往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鋇圍堵，對各戰區的中共武裝也都予以嚴密監視，伺機給予打擊。
戴笠迅速理解了蔣介石的意圖，公開對他的部下道：「西歐戰場繼北非戰場而取得勝利。即將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論日本如何頑強，失販的命運是挽求不了的。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內是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問題。共產黨喊出『百萬屯軍，萬屯糧』的口號，野心不小，不可小視。好在校長胸有成竹，早有準備，前途是必操勝算的。校長將策反任務交給我，我估計華北、東北的漢奸武裝不會少於150萬，東南、華中約有百萬之餘，華南約20多，總計約300萬人，戰鬥力雖不強，搖旗吶喊，不失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實行曲線救國，等於將魚養在地塘里，當下網的時候就撒網，當吃的時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萬游擊部隊，受過美式訓練和持有美械裝備的已超過10萬人。打算在將來反正的漢奸部隊中挑選精兵20萬人，練成『戚家軍』一併奉送給胡宗南來統領打天下。」
然而，對中國來說，形勢並非戴笠估計的那般樂觀，由於美軍的進攻勢頭越來越猛，日軍在太平洋上的戰略要地一個一個地丟失、海上交通線日益置於盟軍艦隊、潛艇和飛機的打擊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動與補給受到越來越大的影響。為此，日本大本營於1944年4月下旬從河南境內的黃河北岸發動攻勢。這是日軍在中國大陸上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
這次作戰地區從黃河到信陽區400公里，從湖南嶽陽到越南的諒山約1400公里，從衡陽到廣州約600公里。在這條約2400餘公里的戰線上，日軍大約出動50萬人、10萬匹戰馬、1萬多輛汽車、1500門大炮、250架作戰飛機，而國民黨當時雖有321個步兵師、22個騎兵師，號稱600萬人。但是由於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調整下，大部分國民黨軍隊未有應戰抗戰的精神物質準備，結果在日軍的打擊一潰千里，不可收拾。湯恩伯的40萬大軍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佔領印度支那的部隊與佔領南寧的部隊在中國邊境的綏淥會師，完成了打通經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
豫湘桂戰役，是抗戰以來國民黨戰場繼湘滬戰役之後的第二次戰略大失敗，其結果是國民黨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人，喪失大小城市146個、國土20萬平方公里，使6000多萬人民陷入日軍奴役之下，7個航空基地，36個飛機場也陷入敵手。
1944年11月11日，廣西重鎮桂林、柳州相繼淪陷。12月初，日軍前鋒直抵距貴陽僅100多公里的重鎮都勻。此時，因蔣介石不明日軍的真正企圖，整個山城為之搖動，以為日軍有可能以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掩護，實際上向重慶進軍。蔣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貴陽不保，則退居西昌的打算。這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都在貴陽指揮作戰，戴笠也匆忙趕到貴陽，一方面了解前線情況，一方面指揮軍統人員及物資準備撤退。
戴笠剛到貴陽時，正趕上蔣介石從西北胡宗南處、駐印遠征軍抽調部隊空運至貴州增援的部隊將到未到之時，貴陽城以空城迎戰，處於一片恐慌氣氛之中。何應欽緊張得直跺腳，他對戴笠說：「現在只要給我1個師，我也能抵擋一下呀！可是現在連1個團的人也調不來。」戴笠看到形勢實在緊張，也急得沒有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區的軍警部隊組織起來，成立了1個臨時戰鬥指揮部，準備在危急時投入戰鬥，並動員大家作好「保衛大重慶」和「必要時撤往西昌繼續抗日」的準備，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總務處長沈醉集中了1000多輛美國援助的十輪卡車，把軍統在貴州各地的物資、器材搶運過烏江。軍統的物資運得差不多後，又指令沈醉幫助其它單位搶運。與此同時，戴笠還命令周養浩把息烽營的一部分政治犯押過烏江，另有一些中共黨員則予以就地槍斃，然後撤退。直到12月5日，日軍國不明中國軍隊虛實，主動後撤，戴笠才鬆了一口氣，並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慶祝所謂「黔南大捷」，以欺騙國內外輿論。
1945年初，軍統經濟專家鄧葆光通過對日本經濟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個驚人的判斷，認為日本人對這場戰爭將支撐不到1945年年底。鄧葆光完全是從經濟角度看問題的，他經過統計，認為隨著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越來越猛，封鎖線越來越嚴密，日本經濟在1945年必將完全枯竭崩潰。戴笠對鄧葆光的這個大膽論斷也是讚賞的，他相信如果沒有鋼鐵、沒有石油、沒有橡膠、沒有糧食、沒有棉紗、沒有大批戰略物資等等，是無法維持一場高消耗的現代戰爭的。
形勢的發展很快證實了鄧葆光的判斷，4月，希特勒自殺，蘇軍攻克柏林；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6月，美軍攻克沖繩，日本本土的最後一個堡壘失守，「太陽之國」的國土，已完全暴露在盟軍的火力打擊之下。與此同時，美英蘇正在積極籌備波茨坦會議，斯大林元帥應美國政府的要求，按雅爾塔會議協定，正在積極向東線增兵，準備參加對日作戰。形勢的發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奮不已。他覺得形勢已到了關鍵時期，此時一步走錯，必給全局帶來被動，最要緊的就是要把握時機，捷足先登，搶先一步進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勝利大接收的主動權，為自己在戰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為了穩定控制東南沿海地區的接收局面，不讓異軍插手，戴笠將自己的計畫向蔣介石報告後於是立即指示軍統有關方面抓緊時機進行準備，並決定於6月下旬出發。為了隨時委任漢奸偽軍幫助接收時的職務，僅軍委會的空白委任令就達100多張，蓋有軍統局公章的公文紙達500多張，隨同前往東海接收的人員和警衛達100餘人，並有負責人事工作的大特務龔仙舫隨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車10餘輛。這次赴東南地區接收，因有梅樂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覆與梅樂斯、杜月笙洽淡有關合作事項。為了進一步取得美國政界的支持，根據梅樂斯的建議，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到中美所重慶特警班講話。
赫爾利到重慶特警班後，先舉行檢閱儀式，然後即發表講話。赫爾利在檢閱和講話後，由戴笠和梅樂斯等陪同到重慶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門視察。晚間，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禮堂設盛宴招待赫爾利。席間，戴笠極力感謝赫爾利對軍統的支持，赫爾利則讚揚戴笠對中美情報合作的貢獻。
戴笠與杜月笙具體謀劃如何動員上海的幫會力量，幫助維持戰後上海的治安軼序，設法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南京以及對偽軍的聯絡問題。戴笠為此還請求蔣介石召見杜月笙，對杜月笙表示嘉勉。當時，蔣見杜的氣喘病發作，就勸他先派幾個得力人員隨戴去東南布置，等秋涼後再去。但杜不願錯過這個機會，願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長途跋去東南坐等勝利，以便搶先進入上海。蔣也只好答應了他的要求。杜在臨出發前，因想到馬上將回到上海，精神抖擻，氣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臨行前，召集軍統局處長以上大特務開會，布置出發後的軍統各項工作。他在會上一再強調說：「我們將來的敵人要比日本人更難對付，你們切不可掉以輕心。」並向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交代說：「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會宣告結束。你一定要趕快運一批軍火器材去東南。現在，你也必須派人將現有的一些彈藥物資運往安徽，那裡的忠義救國軍急需要補充。」在臨行前的早餐會上，戴笠神情亢奮地再次對送行的大特務們說，校長對東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極為重視，對那裡的局勢也極為擔憂。這次我們一定要搶在一切人之前，首先進入上海、南京，東南半壁江山將是軍統的天下。
本來，戴笠是約定與梅樂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