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
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
這是公元1842年秋天，民族英雄林則徐被清政府發配新疆，途經西安的時候給家人寫下的一首臨別詩。一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將詩人為國獻身、雖死無悔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讀者無不為之熱血沸騰。
林則徐這句詩，是有典故的。
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38年，鄭國的執政子產頒布了「作丘賦」的政令。
前面介紹過，丘是春秋時期的行政單位。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則一丘約有一百五十名勞力。作丘賦即按丘提取軍賦（服兵役和交稅），除井田之外，卿大夫的私田也納入徵收範圍，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保證有充足的兵源。不難想像，國君對這一政策是支持的，卿大夫階層則因為自身利益受到損害，意見鬧得很大。有人公開發表侮辱子產的言論，說：「這個人的父親死在路上，他本人還為虎作倀。頒布這樣的命令，究竟想要把國家推向何方？」
子產的父親公子發死於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亂，並非壽終正寢，所以說「死在路上」。拿這件事來罵子產，一則辱及先人，跟「我X你大爺」一樣，是十分惡毒的；二則諷刺子產，你本人也是卿大夫，為什麼忘了自己的階級，去做那種損人不利己的事呢？這樣做對得起你死去的父親嗎？
更有人捏造了一個故事，說子產的父親公子發生前曾經這樣批評子產：「你心高氣傲，離群索居，一心忠於君主。君主賢明，或許能聽得進你的話；君主不賢明，根本懶得睬你。君主聽或不聽，還不能確知，你卻已經脫離群眾了。脫離群眾，就一定會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還將危及我這把老骨頭。」這裡所謂的群眾，當然是指群臣，不是那些在田間地頭流汗的芸芸眾生。
反對「作丘賦」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終於有一天，大夫渾罕對子產說：「您沒聽到嗎？有人在大街上公開辱罵您吶！」
「是嘛？」子產淡淡地說，「既然推行新政，挨罵也是意料之中。只要對國家有利的事，我都將生死置之度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竭盡全力去推行。死尚且不懼，挨幾句罵就更不在話下了。」
渾罕說：「可是他們實在是罵得太難聽了。」
子產說：「沒關係，讓他們罵吧。做好事的人不應該輕易改變他的想法，法令也不能朝令夕改，只有堅持才能夠收到成效。我又沒做錯什麼，為什麼要擔心人家怎麼說我？」
渾罕退下來後對別人說：「子產這樣做的話，國氏（子產之父公子發字子國，即以國為氏）就危險了，肯定會是『七穆』中第一個滅亡的。君子不顧情面來制訂法令，必定導致貪婪；出於貪婪而制訂法令，後果就更不堪設想。」渾罕還借題發揮，「姬姓諸國中，蔡國、曹國和滕國大概是要先滅亡的，因為它們靠近大國而不知禮儀；鄭國將在衛國之前滅亡，因為它靠近大國而不遵從先王的法令。政令不以先王之法為基礎，全憑個人意志來決定，卻不知道個人意志這東西，誰都有，誰都不相同，各懷心思的話，又有誰會尊敬他這個執政呢？」
渾罕的話說得有道理嗎？當然有。無論站在家族，還是維護執政統治的立場上，子產的新政都是對自己的背叛，於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新政無疑是一劑增加軍事和經濟實力的良藥。由此可見，林則徐那句「豈因禍福避趨之」，其實是對子產「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闡釋。既然以國家為重，個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邊，即便是對自己不利的話也要說，對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渾罕的預測竟然全准。曹國滅亡於公元前487年，蔡國最終滅亡於公元前447年（期間一度被楚國所滅，後復國），滕國滅亡於公元前414年，鄭國滅亡於公元前375年，衛國則一直延續到秦國統一天下之後。
公元前536年，子產又推出一項新舉措，將鄭國的刑法鑄刻在大鼎上，並且立於宮門之外，讓來來往往的百姓看個明白，史稱「鑄刑書」或「鑄刑鼎」。這件事在當時引起的軒然大波，其轟動程度不亞於扔下一顆原子彈。
晉國的老學究、以博學而聞名的叔向聽說這件事，專門給子產寫了一封長信。信上說：
「原先我一直對您抱有希望，認為您是鄭國的棟樑，現在看來我完全想錯了。從前，我們的先王根據事情的輕重來判斷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為害怕民眾有互相爭奪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幹壞事，因此又用道義來教育，用政令來約束，用禮儀來引導，用信用來維持，用仁愛來奉養。設立官職俸祿，是為了獎勵那些服從領導的人；嚴厲地判刑，是為了警告那些膽大妄為的人。這樣猶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誠之道來訓誡他們，根據行為來獎懲他們，用專業知識來教育他們，和顏悅色地驅使他們，莊重嚴肅地對待他們，態度堅決地審判他們的罪行。這樣還是不夠，還要尋求賢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實的鄉長、循循善誘的老師，共同來管理這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眾，而不擔心發生禍亂。現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於眾，究竟有沒有想過這樣做將要帶來的後果？從此之後，民眾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會尊重你們這些統治者了。遇到問題，他們會去看刑鼎，如果對於官府的判斷不服氣，就會對照法律條文提出異議。這樣的話，您就啟發了民眾的爭鬥之心。他們根據法律條文來辦事，只要有一兩次僥倖獲得成功，這個國家便沒有辦法統治了。」
叔向的立場是什麼意思呢？簡明扼要地說：
第一，統治者的出發點總是好的，做的事情總是對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綿羊一樣，只知道乖乖聽話；
第三，法律這東西，是老百姓對抗統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嘗到了應用法律的甜頭，要求按照法律來辦事，統治者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偉大再正確的領導全是白搭。
事隔數千年，仍能感受到叔向說這些話時忐忑不安的心跳。是啊，如果老百姓的心智被開啟了，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動不動拿著法律條文來對抗政府，甚至可恥地要求權利與義務對等，這個國家還搞得下去么？這還不鬧得跟美國一樣，一點點事就彈劾總統，部級官員出差只能坐經濟艙，讓全世界人笑話？子產啊子產，你就不能好好當你的執政，非要把本來屬於自己的權力讓給那些泥腿子？退一萬步說，就算你要制定法律，那也沒問題，但你別鑄那什麼刑鼎，搞得天下皆知啊！
「夏朝有人違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違反政令，所以作『湯刑』；周朝也發生了這種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們都沒有公之於眾，只有統治者掌握。」叔向繼續寫道，「現在您執政鄭國，一上台就劃定水田的邊界，強調產權；推行丘賦，受到廣泛質疑；現在又熱衷於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鑄在鼎上。您打算用這些辦法來安定百姓，不是事與願違嗎？從此以後，老百姓知道怎麼打官司了，就會拋棄禮義道德而求助於法律，一字一句地弄個明白。觸犯法律的事情不會減少，只會增多，為了打官司而行賄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多。這樣下去，在您活著的時候，鄭國恐怕就要衰敗了。我聽說，國家要滅亡，必然多訂法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子產看了這封信，微微一笑，提筆回覆道：「正如您所言，我是個沒本事的人，不能考慮到子孫後代，我的政策只是用來挽救當代的，後人的事，留給後人去考慮吧！雖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議，但還是感謝您的提醒。」
叔向的話並非全無道理。法律只能規定原則性的問題，遇到具體的案件，人們往往靈活對待，鑽法律的空子。當時鄭國有位著名的訟師，名叫鄧析，潛心研究子產刑書上的漏洞，幫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經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說成黑的，黑的可以說成白的，幾乎沒有他打不贏的官司。
有個故事可以說明鄧析的厲害：有一次洧水發大水，淹死了一個富人。屍體被別人打撈起來，富人的家人要求贖回，然而撈到屍體的人要價太高，家人不願接受，於是找到鄧析出主意。鄧析說：「不用著急，除你們之外，他還能賣給誰？」撈到屍體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鄧析要主意。鄧析回答：「不要著急，他不從你這裡買，還能從誰那裡買？」
可以想像，有了鄧析這種人，子產的刑法推行起來，就沒那麼輕鬆了。通過打官司，鄧析的名聲越來越大，他還開館授徒，傳授打官司的經驗，甚至私下編了一本「竹刑」（寫在竹簡上的刑書），當作教材，專門教人怎麼鑽刑鼎上的空子。終於有一天，子產忍不住了，派人將鄧析抓起來，當街斬首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