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個大信封投入郵筒，然後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進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號《收穫》雜誌社」，裡面裝的是我的一篇歷史散文：《無處收留：吳三桂》。
十五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收到《收穫》雜誌的回信。不過，我的「體制內文學生涯」確乎可以從初次投稿這一天開始算起。
只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這個字眼兒，在那個年代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人人捧讀文學期刊的時代。一篇小說在稍知名一點的文學刊物上發出來，則舉國皆知，人人談論。那是一個作家是社會精神導師的時代。
人們相信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是正義的化身，是未來的宣告者。那個時候，寫作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發表一篇引起關注的小說，就可以使一個人從社會底層一夜之間變成萬眾矚目舉國議論的焦點。一個人如果揣本詩集，號稱熱愛文學，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曉松的話「那時的人們相信彈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們相信會寫詩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蓮花，剛剛綻開。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我身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又是一個對文化和文學抱著特別質樸的尊重的邊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陽辦理母親的醫療報銷事宜（母親是在朝陽市退休的），異地報銷手續繁瑣，工作人員表情慵懶，公事公辦，眼看著一天之內不可能辦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機靈，對工作人員說，他是個作家！說著把我剛送他的一本書拿了出來。
頓時整個辦公室人都轟動了，每個人都站起來，爭相傳閱這本書。科長給我端來了椅子，請我坐下，另一個人遞上了熱水。人們如同對待一個前來視察的大人物。一路綠燈，很快全部辦妥。
在「作家」如此貶值的時代，此地對文字還保持著如此淳樸的尊重，那麼可以想像二十年前這種尊重會是何等盛大！
古城裡的人認為讀書肯定是一件好事。並沒有人教導自己熱愛閱讀，但是書籍幾乎是小時候除遊戲之外唯一的娛樂。初中時，我在朝陽市圖書館和市政府圖書室各辦了一個借書證。別無選擇，借回家的都是「名著」，當然，是那些勉強能看懂的名著。什麼《大衛·科波菲爾》、《魯濱遜漂流記》、《基督山伯爵》、《名利場》……記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遊，我坐在大客車的第一排，手裡捧了一本厚厚的《憤怒的葡萄》，因為看不懂而憤怒了一路。
一個初中生看《憤怒的葡萄》，這就是我成長年代的文化景觀。一方面我們沒太多書可讀，另一方面，撞到手裡的書大致都有著堅硬的品質，把每個讀者都練成了鑽頭。淺閱讀、輕閱讀、軟閱讀這些辭彙，當時尚未出現。
更多的文學熏陶發生在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大學圖書館裡的書畢竟更多。王安憶、韓少功、莫言、韓東、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時沒讀下去的《戰爭與和平》重新再讀，從此迷上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經歷了這些之後你沒法不成為一個文學青年。
但是工作以前我並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個作家。在大學裡，我業餘時間大量投入書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學的書法協會。除了「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目中過於崇高之外，還因為我莫名其妙地認為當作家是起碼要人到而立有了閱歷後才能嘗試的事（形成這個印象也許是因為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紀的知青出身）。
開始寫作發生在上班一年之後。寫作的動因相當簡單：無聊。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話來說，是「熬」成）副處級，能用公款請客吃飯，在小城市裡有地位有面子，這是一個北方小城長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進入葫蘆島市建設銀行工作之後，我發現「混」和「熬」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一個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兩天就能處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用來打撲克。那個時候，國有銀行還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圍和政府機關差不多。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間，每天上班之後不久，我們科里幾個人就把門上的玻璃亮子用報紙一糊，在裡面拱豬、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雖然自在，但時間長了，未免覺得空虛無聊。還有什麼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呢？在單位沒法寫毛筆字或者畫畫。那麼，寫點東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還真有一點「文學天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曾經被老師當作範文。托爾斯泰說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強烈的虛榮心。
很幸運，這個品質，我也具備。
寫什麼呢？什麼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從小就愛把自己弄得與眾不同。從初中就開始讀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華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長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還借了本《小邏輯》，在公園裡硬著頭皮讀了十個上午，當然最後還是沒讀懂。從小隻要是帶字兒的東西，不論天文地理醫學農業生物自然科學迷信甚至日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大學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連市圖書館泡過來的，讀得最多的，是歷史書，還有那本介紹朝鮮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鮮畫報》。所以截至此時，肚子里已經裝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雖然「余秋雨」這三個字今天已壞了行市，但我從不否認，那種所謂「文化散文」的寫法令我豁然開朗。這種縱橫捭闔的敘述方式，正好將我一肚子的亂七八糟攪合到一起，一股腦抽出來。
半年時間裡，我寫出了《蒙古無邊》、《無處收留：吳三桂》等好幾篇很長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無處收留：吳三桂》這一篇。
對吳三桂感興趣，是因為讀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叛臣吳三桂》，我發現，這個被嚴重臉譜化的人，年輕時居然是以「孝勇」聞名天下的。青年吳三桂是個美男子，下馬彬彬有禮，上馬武勇過人，頗為時人稱許。從道德至高點走到一叛再叛擒「舊主」以事新主，他經歷了什麼樣的精神地震和靈魂撕裂？我又買到劉鳳雲教授寫的另一本書《清代三藩研究》，找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與吳三桂及那個時代有關的資料，從材料碎片中一點點復原吳三桂在重壓之下如同蝸牛一樣一層一層脫去道德面具的精神歷程。
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粹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後來還是評論家們給這一類東西定義為「跨文體寫作」。後來有人說：「張宏傑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我對這篇東西相當滿意，認為我可以開始文學青年的第二個規定動作了：投稿。
那個時候要成為「作家」，必須向文學雜誌投稿。文學雜誌是通向文壇的獨木橋。網路那時剛剛興起，網路文學這個名詞還沒出現。每一個「文學青年」，都先要在文學期刊上「露臉」。一般的路數是先在「省市級」文學期刊上「嶄露頭角」，然後在「國家級期刊」上引起關注。這樣，你就有機會參加各種筆會採風之類的文學活動，有資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國作家協會。接下來你的奮鬥目標就是被一些知名評論家評論和文學權威認可，獲得一些「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學獎項，這樣你就會在作家協會體系內混到一個「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協會主席、某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稱為「知名作家」，有資格出席「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或者「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類的榮譽性大會，享受各級作協組織的免費出國採風交流之類的活動。這是彼時一個正常文學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時候，人們做夢也想不到，十年後會有很多人比如當年明月，只須把文字發到網上，就有可能被廣大網民關注，成為風行海內的暢銷書作家。更想不到，一個少年韓寒，居然拒絕了進入作協的邀請。
那麼換句話說，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雜誌的編輯、文學評論者和文學權威，是一個文學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閘門，你必須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先敲開文學雜誌的大門。作為文學體制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全國各省都會有至少一本「純文學期刊」。按照「文學圈兒」內的標準，文學期刊大致可以分為兩級。一級是「省級」，比如遼寧的《鴨綠江》、黑龍江的《北方文學》，這些刊物影響比較有限，換種說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學期刊。另一級是「國家級」，其中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穫》、《當代》、《十月》、《大家》、《鐘山》、《天涯》、《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認的第一位，當然是《收穫》。
和一般文學青年先從「省級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無處收留》投給了《收穫》。
我決心要用這篇作品作為開頭炮，轟開我的「作家」之路。相比當時文學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認為這篇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