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在現代漢語里是最雄性、最革命、最光榮的辭彙。然而，在舊時代的語言里，卻是最醜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著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要與他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範或者說「綱常」為敵。與我們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才會把手伸向了身邊那本來伸手可及的糧食：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如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反正怎麼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為好。因為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後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種有計畫、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群起響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們，其實不過是一群被飢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
他們中並沒有誰想到自己的行為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里糊塗中，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於是，「起義」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