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0年末的戰爭期間，我曾打算前往英國，並把這個意圖通知了格林將軍，當時他正在經過費城南下的途中，而華盛頓將軍則因相距太遠，不能立即取得聯繫。我強烈地感到，如果我能夠在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到達英國，並且只要我能在出版一本賦予某甲以權利，而只不過是通過剝奪某乙的權利使某甲有利，結果便成了不公道的手段。
但是特許狀與公司不僅僅涉及選舉，另外還有更加範圍廣泛的惡劣影響。它們是它們所在地爭執不休的根源，並且減少了全國社會的公共權利。
在這些特許狀和公司的操縱下，一個英國老百姓不能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人。他不能象法國人在法國和美國人在美國那樣在本國自由行動。他的權利只限於他所居住的城鎮，在某些情況下只限於他出生的教區；至於所有其他地區，儘管在他本國，對他說來，卻不啻是外國。要在這些地方居住，他必須出資取得地方籍，否則就會被禁止遷入或被驅逐出境。保持這種書之前確保人身安全，我就可以打開英國人民的眼界，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政府是多麼瘋狂和愚蠢。我看出議會中各個黨派已經斗得不可開交，彼此都不能再施加什麼新的影響。格林將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後來恰巧發生了阿諾德和安德烈事件，他改變了主意，在極其擔心我的安全的心理支配下，從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市給我寫了一封情意懇切的信，勸我放棄這個計畫，我也就勉強同意了。此後不久，我陪同勞倫斯先生——他當時被囚禁在倫敦塔中——的公子勞倫斯上校到法國為代表大會辦事。我們在洛利昂（法國西海岸一港口，臨大西洋——譯者
）登陸，當我留在該地，他繼續趕路時，出了一件事，使我又打算恢複原來的計畫。一艘從福爾基斯到紐約的郵船載著政府文件被迫在洛利昂靠岸。把郵船扣起來並不稀奇，但政府文件同郵船一起被扣留卻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文件總是吊在船艙窗口的一個口袋裡，裡面裝著炮彈，隨時準備沉入海底。可是，我所說的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因為這些文件落到了我手裡，我親眼看了。聽說，這批文件是用這樣一個計策弄到手的：
「夫人號」私掠船船長會講英語，他在趕上郵船後，冒充一艘英國護航艦的艦長，邀請郵船船長上私掠船，目的達到後，他就派遣他手下的幾下人返回，把文件弄到手。但是，不管這次繳獲的經過情形究竟如何，我所說的政府文件是確實的。這些文件送往巴黎交給了維爾日拿伯爵，當勞倫斯上校和我本人返回美國時，我們把原件交給了代表大會。
從這些文件，我看透英國內閣的愚蠢的深度，要遠遠超過沒有這些文件，因此我又打算恢複我原先的計畫。但是勞倫斯上校不願獨自一人回去，而且除了別的原因外，特別是由於我們負責經管一筆二十多萬鎊的款子，我只好對他讓步，終於放棄了我的計畫，但我現在可以肯定，如果我當時能執行這個計畫，是不會毫無成就的。——作者
封建制是為了通過使城鎮破產來擴大公司的勢力；其惡果是顯而易見的。
大多數公司所在城鎮都處於荒涼衰落狀態，這些城鎮之所以免於進一步沒落只是由於它們的某種地理環境，例如有一條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有富饒的郊區。由於人口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沒有人，土地本身就無價值可言），一切阻礙人口增加的措施必然要降低地產的價值；由於公司不但有這種傾向，而且直接造成這種後果，因此它們只能是有害的。如果要規定什麼政策來取代象在法國或美國所實行的給予每個人以選擇定居地的普遍自由的政策，那麼比較合理的辦法就是鼓勵新來者入境，而不是通過勒素金錢來阻止他們入境①。
對廢除公司制最感迫切的是那些建立了公司的城鎮居民。通過對比，曼徹斯特、怕明翰和謝菲爾德的例子表明了這些中世紀的組織對產業和貿易所造成的危害。可以找到少數例子，比如倫敦，由於它位於泰晤士河上，擁有天然的和貿易上的有利條件，才抵抗得住公司政治上的惡勢力；但是，在幾乎所有其他情況下，災難過於明顯，不容置疑或否認。
儘管整個國家並不象居民本身那樣受到公司城鎮中產業不景氣的直接影響，但它多少也分擔著這種後果。產業跌價，全國的貿易額也減少了。每個人都是按自己的購買力購貨的顧客；由於全國各地相互通商，任何一地受到影響必然要波及全國。
既然英國議會的一個院的大多數席位是從這些公司中選出的；而且既然濁泉中流不出清水，那麼，議會的罪惡不過是它的罪惡泉源的延續而已。一個具有道德榮譽感和好的政治原則的人決不能屈從於這種選舉所使用的卑鄙無恥的伎倆。要當一個成功的候選人，他決不能有一個公正的立法者所應有的品質；而且在進入議會的方式上既然經過如此這般營私舞弊的訓練，那就不能期望一個人當了議員會比未當議員前高尚一些。
柏克先生在談到英國的代議制時曾提出象騎士時代那樣勇敢的挑戰。他說，「我們的代議制完全適合於人民代議制所能企求和設想的一切目標。」
他接著說：「敵視我們憲法的人要是能提出相反意見，就讓他們試試看吧。」
這種話出自一個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只有一兩年除外——一貫反對議會所有措施的人之口，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的；而且，把他所說的和他的為人比較一下，就只能證明他的行為違反了他作為議員的見解，或者作為作者說了相反的話。
但是，毛病並不僅僅出在代議制，因此下一步我就要談到貴族制。
所謂貴族院是在一種非常類似在別的情況下有法律與之對抗的基礎上建①要說明特許狀與公司城鎮的起源是很難的，除非我們假設它們是產生於某種防務或與防務有關。它們產生的時代證明這個想法是正確的。大多數這些城鎮都曾經是要塞，在沒有駐軍期間，由公司負責看守城門。
它們不許或准許外人進城就形成了給予和買賣自由出入權的慣例，此舉更多地具有駐防當局而不是文官政府的特點。士兵在全國範圍內不受公司管束，也不受任何防區管束，其他人則不在此例。士兵得到他的長官同意，可以在全國任何一個公司城鎮從事任何工作。——作者
立起來的。它等於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結黨營私。為什麼一個立法院要全部由以出租地產為業的人組成，就同它為什麼要由那些僱用釀酒師傅、麵包師傅或任何其他行業師傅的人組成，同樣都是解釋不通的。
柏克先生稱這個院為「保障土地利益的強大基地與支柱」。就讓我們來檢驗一下這個觀點吧。
保障土地利益需要什麼比保障國家任何別的利益更多的支柱呢？或者說它有什麼權利擁有一種與一國的普遍利益截然不同的代表權呢？這種權力的唯一用途（而且是經常用到的）無非是要逃避地產稅，而把負擔轉嫁給它本身受影響最少的消費品。
這就是把政府建立在結黨營私基礎上一貫產生的後果（而且永遠會產生這種後果），這一點從英國的稅收史來看是十分清楚的。
儘管每一樣普通消費品的稅都提高了並成倍提高了，對這個「支柱」有特殊影響的土地稅卻減少了。1778年的土地稅為一百九十五萬鎊，比大約一百年前少五十萬鎊①，儘管從那時以來許多地方地租已加了一倍。
在漢諾威人來到之前，土地稅和消費品稅的比例相仿，而且倒不如說土地稅的份額最大；但是自那時起，消費品每年增加新稅將近一千三百萬鎊；其結果是窮人的數目及其處境的悲慘有增無已，濟貧稅也隨之增加。然而，這種稅也不是由貴族和社會上其他各種人按同樣比例負擔的。貴族的宅邪不論是在城裡還是在鄉下，都不同窮人的住房混在一起。他們住在遠離窮困和需要花錢去救濟的地方。這些負擔在工業城鎮和勞動農村中壓得最重，好些地方是一幫窮人周濟另一幫窮人。
有許多最苛重而又油水最大的捐稅之所以開徵，是為了使這個支柱能夠豁免，以此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對釀製供出售的啤酒徵稅並不影響貴族，因為貴族自己釀酒根本不用交稅。啤酒稅只落在那些不便或不能自己釀製啤酒而必須少量購買的人身上。單是這一項稅收——貴族常常可以豁免——就接近1788年土地稅的總額，現在也不少於一百六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二鎊，再加上麥芽稅和啤酒花稅還不止此數，如果人們知道這種情況，他們會對稅制的公平合理作何感想呢？單是對這樣一種為勞動人民愛好，主要由他們消費的商品抽的稅竟然等於一個國家全部土地稅，這在稅收上也許是史無前例的吧。
這是一個在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基礎上組成的立法院產生的後果之一；因為，不論他們就各個黨派來說所持策略如何不同，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
不論一種結合是否使任何出售的商品漲價或工資率上升，或者不論它是否把捐稅從它自身轉移到社會的另一個階級，其原則與效果都是一樣的；如果某一種捐稅是不合法的，那麼也就難以證明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