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H.柯爾
1792年，英國政府以托馬斯·潘恩名著《人權論》含有「誹謗之辭」為由，對他提出起訴。事實上，那次起訴是法國革命之後對英國激進主張實行大鎮壓的開始，而且一度撲滅了激進主義這一有組織的運動。其實，潘恩本人並沒有出庭受審，對強加於他的判決也從未服過刑。這是因為，1792年潘恩身在法國，擔任國民議會議員，並且是那個新興的革命國家的榮譽公民，雖然不久他就因反對處決路易①而失寵，正如當年被逐出英國那樣，又被逐出法國，前往美利堅共和國尋找新的棲身之所，在這個國家為獨立而鬥爭的日子裡，他曾經非常英勇地貢獻了力量。
潘恩早在他就柏克②攻擊法國大革命發表其經典答覆之前就享有盛名。他所以出名是由於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所持的立場；並且，他在美洲發表的著作、特別是《常識》和《危機》，在聲援殖民地居民起義反對喬治三世及其大臣取得最終勝利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但是，這些早期作品在英國並非遐邇聞名，直到《人權論》出版，才使其作者成為在大不列顛讀者最廣、最受愛戴而又最遭痛恨的政論家。
《人權論》第一部分發表於1791年，是對柏克所著《法國革命感想錄》一書的答覆，而後此書本身又是對理查德·普賴斯博士就《公民自由》所作名噪一時的講演的答覆。普賴斯是英國非國教牧師中的首要人物，也曾為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作過辯護，並於1788年參加過由革命會主辦的1688年「光榮革命」
①紀念會。柏克身為輝格黨②人，曾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雖然他因英國對其與殖民地居民的爭執處理不當而造成的分離表示遺憾，他卻認為這種分離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法國大革命是另一回事。1688年的英國革命曾使地主貴族牢固地掌握政權，而一個世紀之後的法國大革命卻威脅著要把貴族及其特權一掃而光。在柏克這個輝格黨人看來，任何社會如果沒有居於統治地位的貴族和基礎牢固的教會，似乎就是一片混亂，因為他認為教會和貴族是使社會團結起來的美德和社會傳統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他堅決主張社會制度要建立在偉大的習俗和傳統之上，而貴族則是這種習俗和傳統的必要監護人。社會制度並不以理性為基礎，如果人們認為可以依靠理性去建立一個國家，這種設想是災難性的。國家和社會是逐漸發展起來而不是生造出來的；哪一代人都沒有權伸出邪惡之手去佔有它們，或者借微弱的理性之光去改造①指法國革命期間國王路易十六被判處死刑，於1793年1月21日送上斷頭台。——譯者
②柏克（1729—1797），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曾同情美國蝕立戰爭，但激烈反對法國革命，所著《法國革命感想錄》（1790年）代表了當時歐洲復辟主義的思潮。——譯者
①指1688年英國議會驅逐國王詹姆斯二世，迎接其信奉新教的女兒瑪麗及其丈夫執政者威廉繼位。這一事件在英國歷史上稱為「光榮革命」，實際上是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發動的一次政變。——譯者
②輝格黨系英國自由黨的前身，在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英國議會中形成輝格黨和托利黨兩個集團，輝格黨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利益，托利黨代表地主貴族的利益。——澤者它們。每一代人的神聖職責是把承襲下來的這份珍貴社會遺產交給下一代；只有貴族才能保證這份遺產保存得完整無缺。
針對這種反對那些力求建立新法蘭西的無套褲漢①和理性主義者的激烈言論，潘恩作了駁斥；他的駁斥一發表，就成為平民所珍愛的熠熠傑作。葛德文的《政治正義論》不過是對極少數受教育人講的，而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則是用手藝人和小店主易懂的語言直截了當地對窮苦人講的。他的書在發行後兒個月內一再重版。在這本書被查禁後，還不斷有人因加以翻印或出售而獲罪入獄。1815年後，當這種鎮壓終於一度放鬆時，就立即湧現出大量新的重版本，到1817年和1819年新的鎮壓法令再次使得發行潘恩的「煽動性的」和「褻瀆神明的」著作成為應予懲處的罪行後，以上情況就又重演。
托馬斯·潘恩的書深受歡迎是理所當然的。它被看作窮人的聖經，因為它是英國政治著作中第一本根據普通人觀點闡明普通人情況的書。潘恩這個製作過船桅支索和當過收稅員的人，是屬於人民的：他知道怎樣作為他們的一員向他們講話。基於同一原因，他的書理所當然地在統治階級手裡遭到查禁。這是因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本書確實是危險的，而葛德文的《政治正義論》和當時其他許多激進的作品卻不是這樣。這本書是危險的，因為他不但用明白無誤的語言系統地闡明了窮人的權利，而且還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一項激進的社會改革方案，這個方案既給窮人提出了抽象的權利，又給他們提出了應為之鬥爭的實際利益。
這個在英國還是第一次出現的激進方案，收在《人權論》的第二部分，於1792年發表，當時由柏克的《感想錄》和《人權論》第一部分所引起的大規模的小冊子論戰已經充分展開。在第一部分中，潘恩主要想做兩件事——駁斥柏克的誹謗以扞衛法國大革命，以及把他扞衛法國大革命之舉同代表英國人民率直陳述基本政治權利聯繫起來。在第二部分，他先是進一步肯定那些權利以反駁對他的非議，然後轉而宣布有關社會改革的一些積極措施，他的這些措施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性，使它們同當時任何其他著述截然不同。這是因為潘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呼籲需要實行普及公費教育，呼籲設兒童津貼和養老金（應當指出，養老金從五十歲開始領取，到六十歲略為增加），呼籲採取公共措施為失業者安排有工資的工作，以及通過徵收累進所得稅（對最大量的收入提高到每鎊徵收二十先令）為這些措施籌集資金。
此外，潘恩又用流暢的英語制定了他的正確改革社會制度的標準。「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夠這樣說：我國的窮人都是幸福的；他們中間既無愚昧也無貧因；監獄裡沒有囚犯；街道上沒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稅並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親呢，因為我和幸福親昵。一個國家能夠說出這些話，就可以為它的憲法和政府自負了。」
潘恩用諸如此類的話將自己置於偉大的激進主義先驅者行列。誠然，他並不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在他寫書的時候，社會主義還沒有誕生，還只不過是象莫爾和馬布利等烏托邦建立者的空想。但是他相信可以利用國家來作為增進其公民福利的有效工具；他還確信，除非以完全的民主平等為基礎，這個目的是達不到的，並且確信，只要以民主平等作為社會的基礎，就可以達到這一目的。他絕對相信民主的代議制。「把代儀制同民主制結合起來，①無套褲漢系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對平民的蔑稱。十八世紀後期，法國貴族都穿緊身絲絨短套褲，廣大革命群眾則穿祖布長褲，故名。——譯者
就可以獲得一種能夠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領土與不同數量的人口的政府體制。」他確信民主制會促進和平與幸福，並將導致「普遍安全，而普遍安全則是導致普遍貿易的一種手段」。
他還深信人類自由。對他來說，僅僅容忍不同的意見是不夠的。「不容忍乃是用火與柴捆武裝起來的教皇，而容忍則是教皇出售或授予兔罪證。」
他要求不僅要容忍，而且要確認意見的分歧是有益而又具有創造性的，並且要求給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權利而不論他們的意見如何分歧。國家可有權對某些行為加以懲罰，但任何情況下都絕對無權迫害或處罰不同意見。一個人歡喜持有什麼見解，這是他的天賦權利；而公民權或國家授予的權決不能廢除這些天賦的權利，因為公民權或國家授予的權只能從天賦的權利中產生。
這就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用的語言。但潘恩給予它新的用途。伏爾泰和盧梭從未提倡充分民主，也從未對普通人的創造力抱有信念。實際上，當時在普通人中間還沒有開展運動，也沒有能使他們矚目的活躍的創造力。當潘恩執筆時，這種運動還剛處於蔭芽狀態，但他卻具有慧眼和膽略看出它，他的著作比其他任何人的著作都更有助於這一運動在其早期鬥爭中的形成和趨向。難怪托馬斯·哈代的倫敦通訊會——英國第一個工人的政治團體——要對潘恩發表的《人權論》致以熱烈的謝意和祝賀，當時湧現的其他許多社會團體也同樣表達了這種情意。每一運動都需要一種福音，而潘恩的《人權論》成為英國工人階級激進分子的福音至少有兩個世代。
今天，當世界再次面臨各種基本力量之間的鬥爭時，《人權論》所提出的挑戰和呼籲井沒有過時。潘恩的著作不再能作為我們的福音了，因為許多問題已經大大變了樣。每一個時代都必須找到它自己的社會福音，並且用它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自己最迫切的問題來表達。可是過去的福音並未消逝，潘恩對法國大革命的力量何在所作的說明對今天大有教益。事實上，法國革命並沒有實現它宣布作為